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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应建立“联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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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无论北京如何抗拒香港政党发展,政治现实是议会政治已经成形,政府运作必须以此为中心全面重整:组成以立法会主要党派为基础的“管治联盟”是唯一出路。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慨叹行政会议今不如昔,未能像港英时代的行政局那样,发挥首权力中心的作用,他认为政府应该检讨行政会议的角色。

曾钰成对行政会议的评论,点出一个社会从未认真探讨的问题:行政会议在特区管治体制上,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要探讨行政会议的角色,不能脱离于“管治联盟”的讨论,因为自殖民地时代起,行政局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管治联盟”的运作平台。

97年前:“官商联盟”的最高运作平台

殖民地时代,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指“香港的管治权力,依次序由马会、怡和洋行、汇丰银行及总督所掌握。”这一句说话,概括了殖民地的管治面貌:总督与商界联合治港,行政局则是“官商联盟”的最高运作平台。这种管治模式始于1896年,当年港督委任了怡和大班占士渣甸(James Jardine Bell-Irving)及著名商人保罗遮打(Paul Chater)为首批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自此,英资财团垄断了大部分非官守议员席位,其中势力最盛的怡和洋行及汇丰银行,更必定有代表跻身行政局。

全面吸纳英资财团,令行政局成为“官商联盟”协调利益的平台:政府的日常管治,由布政司为首的公务员负责;推出新政策时,则由公务员先行草拟方案,再提交港督会同行政局的商界盟友拍板,最后由立法局通过法例或财政拨款。这种将行政局作为“官商联盟”运作平台的管治模式,之所以在殖民地时期行之有效,实在建基于特殊政经环境:政治上,由于政党尚未出现,英资财团是政府以外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政府只要取得洋行大班背书,施政基本上畅通无阻,而当时立法局议员全部由港督委任,当中大部分同样是商界精英,行政立法之间存在高度共识;经济上,1970年代前香港经济由数个英资财团垄断,在“英资财团 = 商界”的权力结构下,港督与英资代表在行政局作出决定,已足以在社会上发挥一锤定音作用。

97年后:“私人智囊团”还是“政党联盟”?

换言之,港英时期行政局之所以权倾朝野,缘于它作为“官商联盟”最高运作平台的角色。但到了1990年代,主权移交香港政经秩序重组,原来港督与英资财团的“官商联盟”瓦解,行政局的权力中心地位亦随之改变。

回归前后,立法局逐步民主化,政党政团迅速兴起。香港进入议会政治时代后,政府已不能再单靠少数商界精英支持执政,而必须与议会内的主要政党结盟,才能够建立稳固的“政治支持基础”(Political support base)。但首届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却以吸纳个别工商专业界精英为主(民建联谭耀宗是唯一的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无法发挥昔日组建“管治联盟”的作用,而沦为特首的“私人智囊团”(Private advisory group)。

2002年董建华引入问责制,同时委任三大建制派首脑曾钰成(民建联)、田北俊(自由党)及郑耀棠(工联会)进入行政会议。董建华的改革,将行政会议转型为“政党联盟”(Party-based alliance)的运作平台,其实是顺应时势配合香港政治发展的适当改革,但问题在于整个改革却是“半桶水”:政府委任了建制派领袖进入行政会议,却没有与之分享“政策制订权”,由问责官员组成的“政策委员会”才是决策中枢,当时曾钰成及田北俊便多次表示不满被边缘化;加上董建华民望低落及23条立法争议,整个“政党联盟”试验亦以失败告终。曾荫权上台后,一方面继续委任建制派代表,同时又任命了大批亲信,令行政会议变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既无法建立“政党联盟”在议会“箍票”,又不见得是与特首同心同德的“私人智囊团”,定位不清下行政会议权威日渐衰落。梁振英上台后,行政会议的角色继续在“私人智囊团”与“政党联盟”之间摇摆不定,加上部分成员丑闻不断,行政会议完全失去昔日权力中心之风光。

核心问题:“管治联盟”应该如何运作?

要检讨行政会议的角色,必须解答两个问题:一是政府需要建立怎样的“管治联盟”才能有效施政?二是行政会议需要如何改革,才能配合“管治联盟”的运作?

无论北京如何抗拒政党发展,政治现实是议会政治已经成形,政府运作必须以此为中心全面重整:组成以立法会主要党派为基础的“管治联盟”是唯一出路;而行政会议亦要按此定位为“政党联盟”的运作平台。

新力量网络提出建立“联盟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正正为此提供一个具体改革方案:“联盟政府”的核心,是特首及主要政党将签订“联盟协议”(Coalition agreement),政府需公开吸纳政党的政策主张,以形成一份共同政策纲领;同时特首将任命政党领袖为行政会议成员,日后政府需按“联盟协议”草拟政策,并透过政党的行政会议代表咨询各党党团,形成共识后才将政策提交立法会审议,各党则按“集体负责制”投票支持。

上述改革方案,清晰地将行政会议定位为“联盟政府”的运作平台,有助特首建立稳固的“政治支持基础”,彻底解决“政府有权无票、立法会有票无权”的核心管治问题。当然,“联盟政府”应配合整体政制改革进行,包括落实特首普选(提高特首认受性,以有效协调各党派筹组“联盟政府”)、政党整合(改革选举制度,将立法会十几个党派减至6至7个中型政党)等等。

从董建华、曾荫权到梁振英,回归16年的管治困局,显然不是换个特首就可解决。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管治体制改革,而以行政会议为平台建立“联盟政府”,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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