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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罕为人知的“隐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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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一个人和毛泽东并肩登上了天安们城楼,然而,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中,这个人却奇异地消失了。

这个人,就是朱德!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顷刻间礼炮齐鸣,万众欢腾。然而,在这举世瞩目的神圣时刻,朱德却从毛泽东的身后突然离开。

原来,由于城楼上空间狭小,担当摄影任务的新华社记者陈正青为了拍下完整的画面,不得不把倚着汉白玉栏杆的身子,不断地一再后仰,情形十分危险!朱德见状,赶忙一个箭步蹿了过去,牢牢抱住了那位摄影记者的双腿。

在朱德的帮助下,陈正青终于顺利完成了历史性的拍摄。而朱德本人,却永久性地留在了开国大典的镜头之外。”(《读者》2003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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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的照片上没有了朱德,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也仿佛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朱德,这位“红军之父”,这位曾被称为“红色拿破仑”的军事天才,这位从井冈会师直到中共建政的21年中一直和毛泽东并称的开国元勋,这位在中共占领北平时和毛泽东同时享受“万岁”称呼、和毛泽东的画像同时并挂于天安门城楼的一代伟人,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却悄悄地从政治舞台上渐渐淡出,过起了“隐士”生活。隐士,这是过去对于那些有很高的才能却过着与世无争、不求显达的生活的人的一种敬称。作为隐士,没有人生下来就喜欢过这种生活,这里面总是隐藏着某种无奈。当然,真正的隐士,他的精神中也必然存在着显著的淡薄名利的成分以及对于人生的某种觉悟;真正的隐士,也并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而往往是因为“道不行”或者“世与我相违”而采取的忠于良知、顺应自然的“独善其身”的行为;真正的隐士,更不是避世和庸俗意义上的 “无为”,而是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世事,对待生活,自然而为,为而不争。

关起门不问世事的生活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远离诱惑住到偏僻的山野读书思考的生活甚至是不少人都向往的,而极大的诱惑总在眼前,却始终不为所动,始终洁身自好的生活,却是极少有人能够做到的。

古人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朱德,便是这样一位隐于朝市的“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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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非常喜欢兰花,中共建政后,他更是种养了一盆盆各种各样的兰花,在他的办公室、卧室、火车专列上,随时都能看到他亲手种植的兰花。有人说,朱德痴迷兰花是因为他一直怀念着从井冈山撤退时被国民党杀死的妻子吴若兰。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据说朱德在井冈山时就很喜欢兰花,所以,除过这个因素之外,朱德痴迷兰花应当还有着另外一层更深、更根本的含义。当然,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时候能称得上是得意的呢?话虽这么说,但具体到个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当我们想到毛泽东时,我们眼前马上浮现的便是一个自由、豪放、无拘无束的形象,那么,当我们想到朱德时呢?一个人的自由往往意味着周围人的不自由,一个人意志的舒展,往往意味着周围人意志的压抑,特别是当这个人有着较大的权力时。不得意的人到处都是,但是,能将不得意转化为顺应自然的乐天思想的人却很少很少。朱德便是具有这种将不得意的处境转化为乐境的稀有本领的朝市中的大隐!

除了1949年后得了并不严重的糖尿病之外,朱德一生身体非常健康,极少得病。1971年,周恩来被检查得了癌症,毛泽东的身体也垮了,而比他们年龄都大的朱德直到去世前十天,仍然身体很好。从外表看,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后远比朱德得意风光,但朱德为什么就能健康而且长寿呢?其中的原因,除了自身的超脱、达观、乐天,还能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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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随遇而安的乐天性格成就了他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摸样,而这副乐呵呵的摸样却被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将朱德误判为命好、有福,同时又无能的一位“福将”。孰不知,朱德的一生看似有福,其实却隐藏着相当强烈的悲剧色彩。朱德的悲剧是命运加给他的,也可以说是带给他福乐的随遇而安、不与人争以及宽厚仁慈的性格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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