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同虚设的退休年龄规定
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例》规定的退休条件为：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
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个别虽已达到离休退休年龄，但因工作确实需要，身体又可以坚持正常工作的干部，经过组织批准，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暂不离休退休，继续担任领导职务。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此没有更改，公务员法没有对公务员退休年龄作明确的规定，继续沿用原有的相关规定执行。
《劳动法》规定的所谓国家领导人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领导。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年龄没有弹性，也有规定，具体是：65岁以后可以退休，70岁必须退休。
邓小平1987年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时83岁，89岁时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正式退休。江泽民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77岁，正式退休时79岁。
2013年新当选的政协主席俞正声68岁，政协副主席董建华75岁，连任八届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73岁。
二、发挥余热式的曲线不退
到人大、政协任职。当前高官到退休年龄和临近退休年龄到人大政协任职是一种趋势。地方县级到市级，司局级到省级，省部级到国家级人大政协担任副职或专门委员会比比皆是。这种安排并非是为了发挥所谓的余热，而是给个位置拖几年再退休。在全国人大政协任职的，省部级重用的则安排副主任或副主席，不重用的则安排到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有些则安排进常委或专门委员会委员。比如本届政协有五位地方正省级大员担任政协副主席，而专门委员会里则按排了大量的省部级高官，几乎每个专门委员会里都有一位来自军队的上将衔高官。到社会团体任职。中国有上百家有编制吃财政的社会团体，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成立全国性组织的通知》（中发［1984］25号），有明确“未经上级批准，不要担任或兼任这类组织职务”的规定。但是，这种规定不影响退休或临近退休高官的安排。很多高官退休后被安排到这些所谓的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包括各类巡视员及巡视组，都成为退休高官的避风港。比如77岁的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担任了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和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会长，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现任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现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到企业任职。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都有国家编制和行政级别，很多高官到法定行政退休年龄后，进入到国家大型企业担任各类董事长、副董事长或经理级。有的直接到大公司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或独立董事。《公务员法》中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现实中，很难判断某些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是否"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全国上市公司市值前50名里大部分独立董事都由退休高官担任。包括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刘鸿儒（中国厂油）、保监会原主席马永伟（中国人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刘廷焕（浦发银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兖州煤业）、海军装备技术部科技部原副部长张士华（中国重工）等。
三、官场“老爷子”
“老爷子”是当年江泽民对邓小平的爱称，后来成为对退休老干部的普遍称呼。
退休干部参政干政的始作蛹者是邓小平，在1992年90岁时南巡讲话“一言九鼎”，被当成“圣旨”广为赞颂。开创了新中国退休干部“垂帘听政”的新纪元。有上行就有下仿，很多退休干部也开始对施政指手划脚。有的对工作指点江山，要求按他的既定方针办。有的形成“影子内阁”，左右政局或工作方向。有的对在职干部吆五喝六，以老资格自居控制政权。有的发淫威借势力，阻碍改革。
这些已经卸任的“老爷子”不甘寂莫，总对别人不放心。非要别人按自己在任时的路子走，接受不了后辈的开拓创新，动辄反对对一些过去政策的改变。动不动就说三道四，甚至鼓动原来的属下与新领导对着干。吃饭要叫上，开会非要站在主要领导的主席台上。
2013年5月，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多年主管教育工作的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铁映到湖北考察，写了个“教”字和信口讲了几句话被媒体及部分写手们进行的高调歌颂。“考察”、“视察”、“指示”，“教育”、“教化”、“教导”，“可亲可敬”、“大局意识”、“责任情怀”等肉麻褒颂力透纸背。此人是原中共元老李维汉与邓小平前妻金维映所生，其夫人是原中共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博古）的女儿秦新华，是高干子弟最早进入中央决策层之一，也是邓小平复出后得到重用并成为江泽民班子重要成员，随江泽民一起退出政坛。卸任十年仍然不甘寂寞高调外出视察，与现职湖北省委书记是其曾经的秘书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他是发挥余热，也可以说是干政。这种政坛“老爷子”动不动就指点江山的风气绝不能鼓励。
四、延伸权力谋取私利
王亚忱，阜新市原市委书记。退休多年后仍能利用职务之便，将别人公司化为已有，轻而易举地将他人送入监狱。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竟然仅因为“王书记让这么办”就违规为其充当帮凶。
退休高官的权力寻租主要来源于原来所掌握的权力，在位时亲手培植的亲信是能够延伸权力的重要砝码。有了这层关系，可以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到关键部门的关键位置上，可以飞扬跋扈、仗势欺人。可以说一不二耍官威，可以搞特权。可以谋取私利，可以违法而得不到惩罚。2013年1月30日，新唐人记者剑彤综合报导，卸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2012年在上海居住150天，仅宴请签单一项就高达237万元，还未包括住宿、交通等开支。相当于上海市职工年收入中位数七万元的33.5倍。
五、权力磁场问题的存在源于权力的不受制约
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是权力乱为的重要原因。国家公务员退休制度不应当成为软制度，不能灵活掌握和留下“人治痕迹”。制度应当是钢性的，对任何人都适用。无论是谁，到了退休或任职年限必须彻底退下来。按排到其它岗位是一种变相不退，所谓的发挥余热只是糊弄百姓的晃子。
约束退休高官的腐败条件以消除腐败磁场。应当严格《公务员法》中关于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的规定。这种规定不仅是对退休高官的限制，而且是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
与规范官员权力行使并行。要增强现任官员抗干扰能力，防止退休高官利用“权力余威”，谋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现任官员都能够严格依法办事，拒绝私情，违法必究，就会在退休高官与现任官员之间构筑一条隔离带，有效减少退休高官腐败。
规范权力和严格的监管制度是消除权力腐败的关键。退休高官不单纯是退休人员的问题，而是一种权力的异化。他的腐败往往是现任官员腐败的组成部分，是权力的藏污纳垢。只有消除权力的腐败空间，才能消除退休高官的权力磁场。严格规范监督现任官员的腐败，才能消除权力腐败的空间，从而解决退休官员腐败的问题。退休官员权力的期权化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的私人化，在位的时候培植亲信，下台后利用这些“自己人”，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制订具有法律效用的退休官员待遇规定。退休高官不仅发挥权力的余威，为自己和后代谋取私利。更多的退休官员继续享受在位时的超规格待遇，挥霍国家资财，给地方增加麻烦。比如以调研为名游山玩水，拖家带口，兴师动众地到处旅游。不仅劳动地方，而且肆无忌惮地向地方伸手，借机敛败。地方敢怒不敢言，百姓怨声载道。
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态下，退休高官享受超过普通民众更高的待遇有其必然性。问题是国家至今没有制定退休官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标准，没有建立对官员退休后的约束机制。这种无法可依的状况使退休官员无节制的放大权力磁场，民众和法律也无法实施监督。
请退休高官们严格政治纪律，闭上你们的嘴，不要对工作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坚守党性原则，收敛权力磁场，不要为私利毁了晚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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