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政治体制改革，不少人把目标锁定在实行宪政民主上，认为现在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之所以害怕宪政民主，是因为这些人是即得利益者，现在如果搞宪政民主，他们就得下台，就得交出他们的权力，就得取消他们的各种特权，各种特殊的优厚的待遇，甚至要追究他们以权谋私的行为。所以他们害怕“宪政民主”归根结底是个利益的问题。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所谓即得利益者无非是指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宪政民主的改革，矛头就是指向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扫除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即得利益者，才能扫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这是宪政民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
不过即得利益者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文革之前就有，可以说从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就有。文革期间有一句流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太懂得这个道理了，那些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对此可以说有切身的体会。进了“五七干校”，虽说还拿着基本工资，可其他什么待遇也没有了，什么权力也没有了：既不能住小洋楼了，没有专车、没有公务员、保姆，没有“特供”；也没有批条子的权力，没有给子女亲属安排工作的权力了。这也是他们害怕再搞文革的原因，就如同现在他们害怕搞宪政民主的原因。从这一点上看，文革与宪政民主倒有些相似之处。
可是宪政派否定文革的一个理由就是：文革是整老干部。这就有些奇怪了，既然在宪政派看来，老干部是即得利益者，是宪政改革所要解决的障碍，那么文革整老干部又何尝不可呢？难道他们是真心关爱这些即得利益的老干部吗？如果是真心关爱这些老干部，让他们的即得利益不受损害，那么他们又为何要搞宪政民主，要扫除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呢？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他们关爱这些老干部是假的，反对整老干部也是假的。反对整老干部不过是他们否定文革的一个借口。
其实这些共产党的老干部在宪政派眼里并不是什么有功之臣，而是他们的死敌。因为他们看来，这些老干部搞革命是假，为自己捞取好处是真，老干部夺取了地主资本家的财产，不过是为了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与土匪强盗打家劫舍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这种看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如果我们共产党的老干部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这些老干部同封建社会的李自成、洪秀全这些被宪政派称为土匪强盗的人确实没有什么不同。
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一点早就看得很清楚，早就提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毛泽东对自己所领导的这支革命队伍是太了解了，他很清楚，这支革命队伍中大多数人是出身农民以及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参加革命并不是具备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更不要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奥理论。有许多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因此，一旦夺取政权分得了土地，当了官，过上了好日子就认为革命到头了。（所以文革时的一种说法，说这些老干部是民主派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不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教育这些人，这些老干部，这些老干部难免要成为李自成、洪秀全那样的人。所以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搞了许多运动，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这些他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老干部的。毛泽东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教育这些老干部，使他们能够认识共产党夺取政权不是为了个人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过上好日子。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即得利益，就不想继续革命，不愿意继续革命。
同时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夺取政权虽然是靠枪杆子，但是最根本的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虽然靠枪杆子也能一时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但是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共产党的政权是不可能巩固的，是必然要垮台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把共产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而要把共产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就必须给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力，让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方式对共产党进行批评监督。这也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只能说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内的腐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严重。特别是文革前，尽管毛泽东搞了许多针对党内领导干部的运动，但是党内脱离群众问题，滋生腐败现象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老百姓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搞特殊化，搞特权是不满意的。假如让老百姓重新选择，老百姓决不会像战争年代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搞民主选举，也不会给那些脱离群众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投票的。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毛泽东才决定搞一场以大民主的方式出现的文革运动。
现在有许多人尽管不反对毛泽东，但对毛泽东搞文革采取大民主的方式造成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瘫痪很是不理解，认为这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恰是毛泽东的一个高明之处。文革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进行一场大洗牌，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在不受各级党组织的操控下，重新认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看看哪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好的，是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的；哪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已经蜕化变质，然后决定把权力交给谁。这一点与宪政派鼓吹的“一人一票”的选举也有相似之处。“一人一票”的选举不就是要选举人在不受各级党组织的操控下进行选择吗。当然仅搞一场文革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现在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讲文革不能搞一次，以后还要搞多次。
文革中出现的问题确实很严重，这也是毛泽东所始料未及的。但这与共产党改变颜色，丢掉政权相比损失要小得多。须知，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代价是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生命。有什么问题能比让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生命付之东流的代价更高。况且文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共产党人继续革命的尝试，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同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严重问题一样。我们共产党人不就是因为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认真总结经验，才找出一条取得革命成功的道路吗。怎么能说再搞文革我们就一定会再犯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过去曾写过的一篇文章“革命就是治病”。一个人得了病，要治疗难免要有阵痛。得了大病，就要做手术，要做手术就要有风险，特别是第一次做手术风险就更大，难免伤及身体的其他器官。但是做手术总比等死强得多。共产党内的腐败就像共产党肌体上的癌细胞。共产党如果怕痛，怕有风险，怕伤及肌体，不做手术，只能垮台。）
可以说，经过文革洗礼，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大多数经受了考验，重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在那种情况下，宪政派是没有市场的，即使搞选举，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会当选。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的，人民群众是不会让他当选的。所以文革才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大的爱护，才是为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所以宪政派才反对文革，因为宪政派是希望共产党变质，希望共产党垮台的，而文革使他们的希望落空。换言之，如果文革能使共产党垮台，岂不正符合宪政派推翻党的梦想，他们应该欢迎文革。宪政派之所以现在有了市场，是因为我们否定了文革，否定了这种让人民群众批评监督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大民主形式，及由此造成现在不少共产党领导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只会像前苏联那样，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这不仅会让千百万革命先烈的生命付之东流，而且也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最大的伤害。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郭沬若写了一首诗《凤凰涅槃》，诗中赞美凤凰在烈火中死而复生，变得更加美丽。文革对于共产党来说，何尝不是一次经历烈火考验，置死地而后生的凤凰涅槃呢。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