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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中国官员迷信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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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官员迷信事件屡见报端。如河北高邑县委大院门口飞机堵路事件,江苏宿迁“骆马湖”更名事件,长春某法院辟邪宝剑事件,山东泰安“岱湖桥”事件……这些荒诞的迷信事件无不折射出中国贪官的种种丑态,反映了个别领导干部放松思想修养,精神空虚,信仰缺失,更重要的是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成为腐败的精神温床。日前,有学者就对中国部分官员为何如此迷信进行了揭秘。

《北京日报》6月3日引述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的话称,部分官员迷信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从逻辑递进关系上考虑,官员“迷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这三点,从历史文化渊源、现实背景和个人利益三个方面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而部分官员面对历史的争论、文化的传承、价值的失范和个人利益的得失,陷入了唯心主义世界观,科学精神缺失,文化传统错位,步入迷信的误区。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衍化及影响

回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文化史,精华与糟粕共存,理性与迷信同在。例如,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它那玄妙的预测、占卜与算卦、抽签有怎样的区别抑或联系,而占星、占梦、风水、求签、看相、测字、择吉、符咒……这些术语和相关活动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俗生活和人们心理中沉淀,影响深刻深远。

迷信与一些文化现象有直接关系,这些文化现象又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过分注重GDP增长,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正常文化现象的出现或复苏。比如各地纷纷以文化搭台,带动旅游,发展经济。在这一思路引导下,挖掘文化资源,把菩萨、神仙甚至鬼魅都请出来,塑造地方的“特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在发展经济的大旗下,被大规模地重新发掘、包装,在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同时,难免沉渣泛起,在不同程度上不恰当地宣传了迷信。“官场潜规则”和高心理压力的催化

部分官员迷信与信仰缺失有直接关系,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部分人被权力、金钱所诱惑和腐蚀,信仰“金钱至上”,放弃了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对高尚道德的坚守,导致出现信仰危机,精神空虚,走向堕落。

另一方面,由于职责要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老百姓负责,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有心理学家指出,他们属于典型的高心理压力群体。在这一群体中,面对工作中无法回避的矛盾与压力,有时难以解脱,精神上找不到出路,有些人就转而相信鬼神,试图为自己寻找一种释放的方式。

选人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是造成官员迷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干得好,不如吹得好”,“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等官场潜规则忽明忽暗地起作用。在这些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

对失去既得利益的担忧和恐惧

对于既得利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首先是正常的、合理的既得利益。无论是一般公务员,还是各级领导干部,职责带给他们相应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要维护和保障这些合理合法的既得利益,本来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但部分官员却时时感到风险的威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们希望有神灵佑护自己不受或少受损害。

更为严重的是,贪污腐败和迷信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贪污腐败是官员迷信的根源。对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来说,由于党纪国法的约束和国家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在获得非法物质利益同时的另一个主要需求。贪污腐败之后能否确保不被捉住,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臆想,因此,贪污腐败官员也就有很强的迷信动机,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使自己逃脱惩处。

此外,程萍还提出解决官员迷信的两个对策。一是加强官员思想道德建设,约束与教育并重,筑起防腐败、破迷信的思想长城。二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破除官员迷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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