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晓阮铭其人，中国官方媒体上他的姓名前常常冠有“文革打手”“台独分子”等等头衔。他十多年前从美国前往台湾任教，很少回美国，直到2013年年初，这位82岁的退休老人才从台湾“回到”美国定居，回顾下他的人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
阮铭的内弟阮崇武曾经担任过公安部长和海南省委书记。
“上海不为天下先”
阮铭（续前）：当时有人说胡启立是胡耀邦(专题)的人，胡耀邦(专题)不以为然，说胡启立虽然在团中央跟我在一起，但是提拔胡启立的，是邓小平。胡启立被派到天津去当市长，让邓小平觉得满意，就提到中央来了----邓有这个特点：从一件事看人。对王兆国不也是这样嘛，邓小平听了汇报说王在“文革”中抵制“批邓”，就一下把他提到那麽高。胡耀邦(专题)就不是这样的。后来王震到党校来，说胡耀邦在党校有个“智囊团”，他发狠要打掉这个“智囊团”。胡耀邦说我哪裡有？确实，胡耀邦不出面保那些被看成是他的人。
胡耀邦有软弱的时候，他的度量也大，能够容忍反对自己的人。可是你这么对人家，人家不是这样对你啊，他们是时时、处处挑胡耀邦的毛病！
新史记：胡耀邦与赵紫阳有时也意见不一？
阮铭：胡耀邦觉得，既然让我当总书记，我不能只管党务----他是非常重视经济的，特别是农村经济、地方经济。当时的经济，讲是讲改革开放，其实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赵紫阳呢，认为自己身为国务院总理，就得统管全国的经济。
胡耀邦到下面各个县，鼓吹发展地方经济，各地当然也巴不得发展，但争先恐后，肯定突破陈云提倡的“计划经济”，赵紫阳也不高兴。这样到1981年中央工作会议，是胡刚当上总书记后主持的第一个会，他没有讲话。那时陈云已经发话批判两个东西了，一个是经济赤字，实际上也批判了赵紫阳，再一个是波兰团结工会。他的矛头对着胡、赵，也是对着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那次会上，邓、赵完全是投降，邓小平让邓力群起草讲话，“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表态说要退、退够！----陈云主张经济零增长。胡耀邦只好不作声，但他心裡是不赞成的。
那时我写了关于特区的报告，我主张特区不要放慢，还要加快发展。胡耀邦一看，马上批转下去。后来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们看到了，才鬆一口气。
陈云、胡乔木他们都是攻击特区的，陈云至死都不去特区。这些问题上，邓小平摇摇摆摆。我写了那个报告之后，陈云对特区仍然反对，邓小平也仍然不吭气。直到1984年，邓小平自己去看了，才后悔没有将上海定为特区。那时我跟童大林他们也去了厦门，当时厦门经济很落后，特区也很小----珠海、汕头、厦门……80年代初都是中国很落后的地方。如果要是选在上海这样的从3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管理得最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一旦搞成特区，那影响就非同小可！
那年邓小平视察了厦门，又开了14城市包括上海的会议，胡耀邦找了阮若瑛的弟弟阮崇武来参加北京这个会，阮崇武当时是上海副市长。那天上午胡耀邦找阮崇武谈，说上海要是带头开放，就会大大加速中国经济发展。中午阮崇武就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打电话通气传达耀邦的讲话，但陈国栋是听陈云的呀，他就说了一句话：“上海不为天下先。”
所以上海就还是依然故我，按兵不动！一直拖到了1991年、1992年。本来八十年代中期就可以起飞的，14城市包括上海呀！陈云的势力控制住上海，动不了，耽误了多少时间！
记得我1988年是从北京经上海到美国的，在上海住在重庆南路。那个时节，上海跟我上中学的时候相比就没什麽变化----我离开了40年呀！直到1992年以后，才面貌大改观。
不搞设计的“总设计师”
我那个特区报告，胡耀邦批给特区会议，但是他们还是听陈云的，不听胡耀邦的，特区会议开过之后，福建的项南给我写信说，他们分明是要限制特区，而不是发展特区。
说到阮崇武，后来调到公安部当部长。1986年那一次学潮，邓小平也是不惜流血啊，幸亏胡耀邦不肯。当时阮崇武叮嘱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天安门，邓小平说了，去一个抓一个，不惜流血！后来下起大雪，学生还是去了天安门。阮崇武弄了一些大车，把学生送回学校去了。
有人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自己都说：谁设计了？他的“猫论”，“摸论”，哪是设计？改革开放，一是对外开门，就是引进资本、管理；一是对内鬆绑，市场经济，就是要自由，把束缚的“绳子”解开就好了。要说鬆绑，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他们起的作用更大。习仲勋离开广东之后，省委书记袁南生他们就很困难啊，因为陈云给他们念“计划经济紧箍咒”。那时他们做胶鞋，袁南生给我看过一个陈云的批语：胶鞋只许出口，内销一双就是卖国----他就是这麽批的！陈云就是这样的人！
广东后来派了任仲夷去，形势才又好转了。他把秘书雷宇派到海南岛去，也干得很好。但是任仲夷、雷宇、项南，三人都被陈云他们一伙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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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铭小档桉
1931年出生于中国上海，15岁（1946年）加入中共。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后併入清华大学，担任机械、水利两系学生党总支书记、团委副书记（后任书记）。1958年调任《北京日报》政法文教部副主任、理论部主任；1961年调至中宣部，后任调查研究室主任。
“文革”后1977年调至中共中央党校，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参与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起草。1987年，被中共开除党籍。
1988年，前往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做访问研究。1997年到台湾，在澹江大学任教，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2004年至2006年被聘为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他是台湾综合研究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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