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指，24年来，香港是中国大地上唯一一处能够纪念“六四”的地方。于无声中把香港建设成为中国的良心。本土主义者更应该珍惜香港这种独特的作用，而不应该喊出“杯葛六四”这种错误的主张。
香港时政评论员程翔6月4日发表评论指出，“六四”24周年了。24年来，香港人凭着自己的良知、对是非黑白的执着，以及对国家的关爱，都在“六四”这一天，跑到维园，以歌声和烛光，纪念24年前那一场屠杀。我们这种自发的、无私的行为，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后，果然汇集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于无声中把香港建设成为中国的良心。这是每一个香港人最值得自豪的。
为什么说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的良心？因为我们通过纪念，使中共想在全民族的记忆中抹去此一页的图谋不能得逞。通过纪念活动，我们不但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历史真相，也伸张了历史的正义，而这正是民族良心所在。
24年来，香港是中国大地上唯一一处能够纪念“六四”的地方。我们在香港纪念“六四”，客观上是在向大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作斗争，有力地支持了内地的民主抗争活动。
一场记忆的斗争
苏联东欧集团崩溃前，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笑忘录》里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作者批判了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往往出现“有组织的遗忘”，表现为在极权政治的高压下，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人既是被迫也是主动地选择了在“遗忘”中生存，于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甚至是语言文字在时间之河里渐然消音了。所以，为了不让当权者抹煞历史罪行的行为得逞，人民就要与之开展一场记忆的斗争。所以，每一个“六四”烛光晚会的参与者，就是用个人非常卑微的力量向这种“有组织的遗忘”说“不”。中国学者徐贲在其巨著《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出版，2008年）中指出：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借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他引述英国历史学家Ian Kershaw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笔者按：德国纳粹集中营）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
我们纪念“六四”，正是因为“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道德责任驱使我们要牢牢记住这种泯灭人性的邪恶事件，避免我们民族再重蹈这种覆辙，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我们的坚持，有力地支持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丁子霖女士常常说，没有香港的支持，她们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前几年，中共曾经放声气要和“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个别成员商谈赔偿问题。虽然由于“天安门母亲群体”坚持集体谈判而告吹，但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共在“天安门”事件中的道德底线已经在崩溃中，不敢再坚持屠城有理的歪论，改而商谈赔偿。如果它没有错，它干吗要跟你谈赔偿？所以，我们对天安门母亲的坚持，至少可以促使中共的道德底线的早日崩溃。
烛光晚会成为播种机
我们的坚持，使维园的烛光晚会成为播种机，协助内地朋友突破当局的信息封锁。近年来很多内地同胞专程来港参与“六四”的纪念活动，这是维园人数年年递增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回到大陆后，这些潜藏在内心的火花，将在未来适当的时候变成燎原的大火。
正因为我们敢于向“一党专政”说“不”，坚持24年以后，内地人民也认识到，他们在大陆，如果有“不平鸣”，必须走来香港发声。从近年香港成为大陆禁书的集散地可以看出，凡是在大陆有冤无路诉的，不管你级别有多高，你都只能走来香港诉说心曲。从此可以看出香港在大陆政局中，扮演一个良心的角色。过去170多年以来，在中国走向世界文明这条漫长的道路上，香港都在默默起推动、促进、催化的角色。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一点已经为史书所记载了。想不到在最近的24年间，我们发展出一个新的“品牌”：中国的良心。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们的政治资产。唯其如是，我们更应该勇敢地挑起对国家的责任。大中华派固然应该如此，本土主义者更应该珍惜香港这种独特的作用而不应该喊出“杯葛六四”这种错误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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