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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拷问新政 中共或延续毛薄切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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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事件,是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一场大型的学生运动。时至24年后的今天,中国第五代领导集体已经全面掌权,关于“六四”的说辞依然呈现“雾里看花”的征候。中共当局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这一变化传递出了怎样的治理讯号?在三步走“修正”说法之后,十八大后接任一把手的习近平又会有何实际作为以应对汹涌暗流,是分割处理,还是与日渐式微的“六四”民运达成和解,抑或如外界期待的那般直接平反。诸多揣测随着“六四”纪念日的临近,再次成为公共议题。在民运人士看来,“六四”除了平反别有他途,但始终在此问题上采取“拖”字诀的中共,则一方面寄望以时间来消磨“六四”的印记,另一方面区别对待民运人士。抛开双方各自的政治立场,寻求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以检讨和重新看待那段历史,从目前来看,是最恰当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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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六四”纪念活动现场图

修正“六四”不等于否定邓小平

分割思维是中共一贯在政治事件中采取的应对之策。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功过是非,以及轰动世界的重庆事件中已经有了铺垫。分割思维看待“六四”问题,也就意味着把修正“六四”与评价邓小平分割开来。“六四”事件发生于邓小平执政期间,所以人们谈及“六四”往往会想当然将帽子扣在竭力倡导“稳定压倒一切”的邓小平身上。其实,早在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就曾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6月29日又发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所以,“六四”事件后邓小平采取的“稳定先行”做法,并非针对“六四”萌生的突发奇想,而是顺承了其一贯的“稳定”、“改革”、“发展”的政策指向。中国当时正处于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各类矛盾和问题随时都可能将整个国家拖入谷底,所以,在“稳定先行”的一脉相承下,反倒不容易错了方向乱了脚步。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无疑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发动机”。

以此作为着眼点来看,“六四”带来短暂动荡和流血悲剧之余,还是有值得参考的价值。其一,“六四”发生在邓执政期间,其本身独有的政治能力让这场风波得到了有效纾解;其二,“六四”发生后,中共已然从革命党的角色开始逐步向执政党的过渡,而且在过渡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中共之所以不敢坦然面对“六四”或是平反“六四”,最大的担忧是公众会想当然将平反六四与否定邓小平的贡献画上等号。然对照而言,即便文革成了众矢之的,但这场浩劫发起者----毛泽东的功绩,却并未因此被打入冷宫。按照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外公布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可见,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而责任之外,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这一官方评价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从中共有效切割文革与毛来看,中共对邓小平与“六四”的担忧显然有些杞人忧天。民运式微 公众寄望新一代领导

随着“六四”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变身中共学者,学生领袖李录成了中国座上宾,被羁押的刘晓波渐渐淡出公众视线,以及方励之的逝世,曾盛嚣一时的海外民运团体近年来深陷“灭亡危机”中。有舆论称:“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老的越来越少,年轻的不加入,清流退出,劣币驱逐良币”。就连“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自己也承认,“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抛开言论上的失败论调,单从人数规模由五千余人降至百余人的现实情况观之,海外民运已然呈现出一副落败惨象。

对中共来说,随着第五代领导人全面掌权,公众期望习近平李克强能在“六四”问题上有所突破。天安门母亲成员之一的张先玲的儿子在“六四”镇压中丧生,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寄望于新一代领导人,但同时也担心习近平将继续忽视错误。“我希望他们能够承认世界其他人都相信的天安门罪行,以一种更轻松的眼光看待六四,表明他们打算解决这个问题。”

一边是民运人士的土崩瓦解,日渐式微,一边是中共必然面临的“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民意呼吁,两方若能达成和解,关键还在于中共怎么做,怎么看待“六四”。换言之,和解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共手中。但民运人士所求的和解,并非单纯地解禁,允许民运人士归国、主动联系遇难者家属商讨赔偿事宜等。这些只是“六四”问题的一个剖面,中共能否正视“六四”,是远比这些表面文章重要得多的。

反过来看,如果中共当局与民运人士的和解破灭,会是何局面?寥寥可数的民运人士每年借“六四”纪念日讨伐中共压迫,中共继续通过禁言严厉管控,继续拖延。久而久之,参与“六四”的学生领袖要么疲软,要么去世,新生代甚至不知“六四”之谓何,又何谈抗争?一向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拖字诀有了成效,但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假象,会不自觉地消解当局正视历史和推进改革的热情。所以,一旦最佳的和解之径失败,对民运人士和中共当局来说,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这一点,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洪财隆有过直接论述,“中国打压人权自由,社会对国家已经没有信任,人民对中国政权丧失信心。中国外部看起来亮丽,但内部却充满各种压力,是标准的‘脆弱的强权’。”与方式方法无关 态度决定一切

如何解决“六四”遗留问题,与方式方法无关,而是取决于中共的态度。曾经在赵紫阳领导下参与中国政治涉及并因“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至今的严家其,在“六四”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公开表示,24年来,他对“六四”的看法和态度没有改变,“六四”事件必须得到查清和平反。

严家其的平反呼吁,部分地代表着很多海外民运人士的心声。但作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核心,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六四”问题上并未透露出任何平反的迹象。相反地,越来越严格的舆论管控,以及从“新三反”到“七不讲”,再到宪政问题大讨论等,都在释放着习近平全面左转的讯号。对于“六四”平反事宜,以务实赢得民心的习李,愿不愿意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还是未知数。如果愿意接过来,是效仿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形式再发一条,还是通过解禁、允许民运人士回国等逐步放开,抑或者走第三条道路,都是一盘大棋局。做好了,习近平在自由民主派中间威望高升;做的不好,不仅勾起了人们对“六四”风声鹤唳的记忆与想象,更有可能以此为导火索引发新一轮的社会动荡。

简言之,成也“六四”,败也“六四”。

也有分析人士提出,要想平反“六四”,关键在于中共有无准确认识到此事件的政治和历史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咎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在制造混乱。当初,学生打出的旗号,比如“推进改革”、“惩治腐败”、“要求民主”等,中共当局至今也在着力推进,但当这样的口号出现在学潮中时,却被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此外,不管是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的干预,还是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有意绕开海外媒体针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以及历史教科书跳过这一“政治雷区”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中国并未真正从“六四”阴影中走出来。彻查事件真相、正面评价“六四”、释放被囚民运人士、负该负的责任、向公众道歉、向死者家属及伤者赔偿等,这些平反之既定事宜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共当局手中。民运分子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并不足以构成引发“爆炸”的危险。但从“六四”发生至今,民运团体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一,民运分子的呼声时时警醒着中国加快自由民主化步伐的必要性;其二,中共解决与民运团体相关的事宜的态度转变可作为外界管窥中国的窗口,这种变化正在逐渐走向明朗化;其三,相较于矛盾集中爆发产生的不可控杀伤力而言,这种渐进式的矛盾外泄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如果习近平愿意正视民运团体,愿意在“六四”问题上有所作为,超越毛邓的历史地位也未可知。不过,关键问题还在于,习近平有无政治勇气和魄力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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