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六四”事件24周年的前两天,曾在那场运动中扮演急先锋角色的原北京市长陈希同逝世。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罕见使用了“病亡”这一曾被用在”四人帮”头上的词汇,隐约透露出一丝为六四难属解气的意味。外界普遍认为陈希同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与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政见不合所致,少有人将其视为江欲借此表达对六四态度的变化。但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江在邓小平将“六四”的定性从“反革命暴乱”表述为“风波”同时即酝酿对六四给予更为积极的评价,但碍于邓小平与赵紫阳仍在世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未能达成。联系此次官方对陈希同病亡的“定调”,中共似乎释放出了意欲丢弃六四政治包袱的信号。实际上没有江曾经的种种顾虑的牵绊,习近平应该有魄力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评价六四,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政治声誉。
6月5日,虽然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小心翼翼地只用短短50多字公布了陈希同“病亡”的消息,但还是引发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回顾19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尽管晚年一直否认自己当时担任戒严总指挥,但陈希同一直被认为极力跟随邓小平、李鹏等人,在镇压学潮、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抢眼”;而他也随后受到邓小平青睐一路扶摇直上,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并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当上政治局委员。
不过陈希同的仕途并未就此顺风顺水。1995年,陈希同因北京一起不断扩大的丑闻而被免职;1998年,他因腐败和渎职罪受审、被判刑16年。外界普遍认为,陈希同之所以下台,是由于与当时接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树敌,他失误在没有与江泽民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
从“六四反革命暴乱”、“六四动乱”,到“六四政治风波”,显现了中共多年来对“六四”事件定性的逐步改变。虽然江泽民也被认为是因在上海平息学潮事件时表现出色而被邓小平赞赏,并为自己最后走上中共领导人的高位奠定了基础,但他也因此而背负了沉重的政治负担,急于轻装上阵的心态自不待言。如果说江泽民当年的确想为摆脱六四的政治负累而果真欲采取某些实际举动的话,那么尽管碍于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在世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难以一蹴而就,那么至少某些或隐或现的“小动作”并非不可能。之前人们通常以为陈希同的落马是因为权斗,但在今天看来,处理陈希同是否也可被理解他纾解“六四”政治负担的努力呢?有知情人士透露,江泽民确曾有类似的想法,除去当时距离“六四”时间尚短的原因外,毕竟“太上皇”邓小平仍在,而自己又是“踩着”赵紫阳而上位,使其不得不考虑其中的政治波动。
在2004年3月即赵紫阳去世的近1年前,江泽民曾指示中宣部制作《六四风波的经过》光盘在干部间传达,这被认为是他对“六四”事件的积极表态。当然,不乏有声音质疑陈希同被处理与中宣部制作“六四”光盘都是中共政治权斗的结果,无非是江泽民想要推卸自身在“六四”事件中的责任。
时至今日,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历史重任显然又落在了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肩上,习近平也的确没有前人的顾虑,尤其是邓小平、赵紫阳、陈希同等当年的直接当事人都已谢世。此外,从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可能性上讲,以习近平为中心的新任领导团队,他们在青年时期接受了民主政治思潮的洗礼,甚至曾极有担当地近身参与其中,深深的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对于六四学生的呼号,他们无疑拥有更深刻的理解,尽管也许并不完全认同。
据称,现任政治局的25位委员中有6人曾参加过1989年的学潮,其中就包括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及负责有关宗教、少数民族以及党外组织政策的俞正声。有分析指,“六四”事件的教训及其压抑的后果对新领导人来说也许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如果他们面临另一次政治反抗则尤为如此。这些曾陷入当年那场政治事件的领导人们与前任相比会对新的想法和讨论持更开放的态度,而以习近平的个人经历与行事风格来讲,他应该也倾向并有足够的魄力将中共的历史搬回到该怎样就怎样的路径上,还“六四”一个被重新评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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