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影响国运的几件蠢事

1945年，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的《论联合政府》中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967年，刘少奇与妻子王光美最后话别时也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虽然，毛刘在不同时期都非常看重人民的力量，但在他们心目中人民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毛是通过运动人民来实现独裁和对异己的迫害，刘则是在落难时希望借助人民的力量及分辨是非的能力来最终为自己洗刷冤屈，还历史清白。毛刘都出身农民，曾经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但就是中共这样一个在口头上把人民捧为至高地位的党，现实作为上却一直欺骗人民，愚弄人民。2013年初，中共对新闻媒体再次强调“喉舌论”，4月又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为“9号文件”，引发出云山雾罩的“七不讲”，直白地说“喉舌论”就是反新闻自由的独裁论，“七不讲” 正如鲍彤所说，就是废宪废共和！

近期，中国大陆唯一的文革博物馆----广东汕头澄海文革博物馆的捐款帐号被查封，馆藏文物被蹊跷失窃。时至今日，中共还在企图篡改、掩盖历史，但互联网时代早已使得中共这种鸵鸟心态更加地丑态百出，以至于贻笑天下。这一切都将是徒劳的，它阻碍不了人们去了解、认清、书写历史的真相。在中共准备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不妨寻找几件与毛有关且不起眼的，但又是愚蠢的历史细节，看看中共的权贵们及所谓的人民是怎样创造历史并改变历史走向，进而改变国运的？

司马璐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中有这样的记载，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并且刘少奇还说“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司马璐还写到周恩来跪在地上向毛泽东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虽然这算不上是多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看似不起眼的历史细节，毫不夸张地说，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共后来的历史命运。毛独断专行的权威----红太阳的升起是有着刘周这样的彩云做依托的，毛后来之所以能够搞独裁，也是因为刘周等人骨子里有 “君为臣纲”的腐朽思想作怪，及中共领导干部里面有大量的奴才作基础的。

刘周算是中共权贵重臣了，他们为捧杀毛而抛出革命皇帝论，有点象宋太祖赵匡胤被众将领拥戴黄袍加身一样，拥戴毛成为人民的皇帝。这不仅违背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更违背了宇宙天道二元博弈、制衡的平衡法则，革命皇帝论就是要实现单极权力运作模式，也就是专制模式，独裁模式。孙中山曾经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文革期间，刘少奇被他在20多年前一手捧为中国革命皇帝的毛迫害致死于河南开封，正应了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死”的古话。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披露周临终前得了膀胱癌，医疗组需要给周做手术，毛对周的疾病治疗的“四条指示”， 其实质就是“不准治疗”，最后导致了周匆匆辞世。周比刘算是幸运多了，得到了善终。刘曾经在延安时期肉麻地拍毛的马屁，不幸最后被毛的马腿无情地踩在了脚下。

历史证明，在这一点上刘周成为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阻碍者，革命皇帝论给当代中国造成了无穷的巨大灾难。刘的悲惨结局是否和他当年把毛捧为革命皇帝有某种因果关系呢？是否可以说是刘背起专制独裁的石头最终砸在了自己身上呢？周对毛的助纣为虐，最后也让他自己匆匆地离世。刘少奇的死被认定为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冤案，只是因为他是最大的权贵而已。作为国家主席为什么会死的如此悲惨，历史的因果不仅仅是这么简单和肤浅，或许它会成为千古之谜。正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1943年冬天，由农民李有源改编唱起来的陕北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歌曲后来竟成为了中共运动民众歌颂、迷信毛泽东的起因，也成为了个人崇拜运动的起源。千百年来，有着封建臣民思想和皇权意识的农民对“圣人”、“明君”、“真命天子”的期盼可谓是情有独钟。1943年12月1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那是陕甘农民吴满有、赵占魁、申长林、杨朝臣等45人在给毛泽东的献词中喊出的口号。显然，那时的共产党媒体就在有意地利用这种专制独裁的口号和煽情的民歌来组织发动农民起来闹革命了。这无疑可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底层人民干的最大的一件蠢事之一。

中共建政以后把民歌“东方红”称为与“国际歌”同样响遍了全世界的名歌。借用中共“主旋律”的说法，具有封建臣民思想和皇权意识的农民创作的民歌”东方红”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主旋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红”的盲信崇拜与“国际歌”的理性批判的精神却完全相反，“国际歌”有“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是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开头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与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苏联的悲剧在于崇拜斯大林，中国的悲剧和荒诞剧在于用太阳作象征，用救星来比喻、崇拜毛泽东。

在中国有一个很不幸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往往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率先侵扰发达地区，最终是落后文化战胜先进文化而进行下一个历史周期的演变与循环。例如，早在战国时期，秦国位于偏僻的西北，它的文化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但它最终却野蛮地战胜了其它六国；汉唐均受到北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匈奴侵扰；宋明两朝亦都是被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所灭。改朝换代不是促进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而是局限在一种相对固有模式中的历史循环与重演。同样，中共崛起于经济文化封闭落后的陕甘宁地区，表面上它说是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有着共产国际势力渗透、支持的北方偏僻落后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所以，由陕北兴起的民歌“东方红”唱红了整个中国，成为了中共党文化的主旋律之一，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由农民编写的一首充满落后意识的歌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最终专了人民的政；同时，它也影响到中共大多数领导干部的命运----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又专了共产党的政。毛生前被捧为大救星，巍然成为人间上帝而享受了太多的虚荣；毛死后，当人们慢慢看清他的真实面目，把他还原成人，甚至觉察出其身后魔影的时候，无疑，毛已经成为中共的负资产。

1949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958年正式落成，它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南北中轴线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立，正如碑文所写的是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以及中国近代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民英雄。写过《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一书的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殷双喜提到，在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第一次政协会议对此形成决议以前，关于兴建纪念碑的地点，当时有多种意见。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最后是周恩来提议将它建立在天安门广场。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共提出为毛建造纪念性建筑物，曾在修建方案和选址问题上提出过不同意见，例如曾经就提出过“水上日出” 、“山顶红星”的方案，但遗憾地是，当时具有深重奴才意识又愚蠢无知的共产党干部们，最终还是决定把纪念堂修建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将毛的尸体安放其中。关于毛死后尸体保留、建纪念堂的做法应该说都是违背了毛本人的意愿。自古，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很多民族都认为，人死后入土才能为安。不管无神论的中共是否相信并承认有灵魂的存在，他们这样的做法，毛的灵魂必定是不安的。

按东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纪念堂修建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错误。中国人历来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在中国传统哲学和民俗文化中非常重视“气”和“气场”的观念，以致古人为了追求人与建筑及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而逐渐发展形成了以阴阳二气为基本概念的建筑风水学。当初元朝修建元大都，明朝修建故宫紫禁城的理念都基于此。从传统文化的常识来讲，人民英雄纪念碑说白了就是革命烈士的墓碑，纪念堂就是毛泽东的坟墓。北京是首都，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中心，天安门是国门的象征，其图案还是国徽的标志。坟墓素来被认为是阴气最盛，阴森恐怖的鬼怪之所，天安门广场则应该是阳刚之气最旺的祥瑞之地。自从天安门广场上有了墓碑和坟墓，这样在中国的心脏就构成了阴阳混杂相战的格局，此后的天安门就难成持久的平安之门，广场也就不再是福瑞之地了。

故宫紫禁城是中国道统和传统文化的象征，如果站在天安门的方向往南看，纪念碑犹如一把匕首竖立在故宫的正前方。亘古以来，大至一个国家，小到普通百姓，没有人会认为在国门或家门的前面有墓碑和坟墓的存在是吉利、吉祥的。不管是从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角度，还是从建筑学或民俗文化的角度，这都是违背自然规律，违背建筑设计原理，违反文化常识，怪诞不祥的。根据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上世纪60年代初所发表的蝴蝶效应原理，由于天安门广场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中所被认定的特殊地位和赋予的象征意义，它的建筑格局所形成的气场最终是会影响到整个国运的。这种建筑格局不仅对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人民英雄的英魂不敬，也对后世国人的福祉产生不祥之兆。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封建迷信，无稽之谈，但稍微回顾一下当代史，自从建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后，中国道统和传统文化可就遭了殃，短短几十年内中国就发生了太多炼狱般的人间悲剧，天安门广场也不断发生流血事件。如果究其深层原因，就算不信建筑的气场风水之说，以中共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讲，也值得当权者警醒，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国人的思考吗？

中共从追求民主自由到专制独裁，从追求人人平等到阶级对立、新权贵阶层的出现，从翻身解放到造神崇拜，这其中有多少是历史的偶然，又有多少是历史的必然，人民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实在是难以说清楚。不管是中国革命皇帝论，还是民歌“东方红”的唱红、 “万岁”口号的呐喊，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毛走上了人民运动所造就的神坛，但最终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历史的魔窟，毛从一时举国歌颂的虚荣中落得了千古骂名。这就是历史辩证法！可以说，革命皇帝论不仅是对毛个人的忽悠，也是对历史的忽悠，它促使毛后来走向了独裁，中共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另外，由于中共缺乏对宇宙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敬畏，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纪念堂修建在天安门广场显示出的愚蠢与无知，让中国民众遭受了无穷的祸害，误国害民，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从上述中共党史上三件与毛有关的历史小细节来分析，中共的权贵们及所谓的人民在不经意间创造了历史，并从此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影响了整个国运。其实，类似这样历史小细节的蠢事远不止这些。近期，御用学者刘小枫甚至把毛吹捧为国父，不过他也承认国人对毛的评价是极为分裂的，一部分人恨他，一部分人又爱他。这都是缘于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加上中共又有“喉舌论”和“七不讲”的禁锢，大陆国人没有机会客观、理性地公开、公正地讨论毛和评价毛。目前，对毛的如何评价已经成为中国宪政的转型一种阻力。当下，只有让民众客观地评价毛，看清楚毛的历史地位与影响，才能从中共制造的历史雾霾中走出，从中共所犯的现实错误中得以修正，最终迎来中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