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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我是百折不饶的事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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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虽然他的简历显示为“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但是他却被一些人称为“茅贼”、“汉奸”。近来,茅于轼家中常接到电话,辱骂他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并不自报家门,开口便骂。其实,对于茅于轼本人来说,如今84岁的他,在这些经历的岁月中,苦过、累过、痛过,尽管如此,茅于轼还是自称,“我是百折不饶的事实派”。

6月7日,《中国新闻周刊》刊发题为《茅于轼:抗议者只骂人》的文章,文章提到,茅于轼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是: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要替富人说话。

茅于轼的两个世界

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茅于轼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

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84岁的茅于轼正在面临一场战争。这或许是他人生最艰难的一场。

在他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住处,他的夫人赵燕玲打开录音电话,里面传出“打倒茅于轼”“长沙,老贼你敢去吗?”之类的语句。

与电话中的评价相反,茅于轼住处的矮桌和墙壁上,挂满了颁发给他的奖状和证书,亦有各种舆论活动的现场照片,茅于轼穿着西服,在一群景仰者面前,侃侃而谈,他获得了鲜花、掌声,以及荣誉。

此刻,在阴雨绵绵的下午,茅于轼就坐在这“两个世界”的中间。略有花白的头发清爽而整齐地向后梳着,在一张宽大舒坦的布艺沙发上,他保持着上身微微前倾的姿势,始终微笑着,浅浅的,似乎随时愿意倾听来者的谈话,并用他缓慢而苍老的声音回应。这间公寓装修得很朴素,看得出很多年没有改动过,茅于轼和他的太太在此已住了36年。这或许是种有意思的反差,作为已到人生暮年的老人,他本人仍在努力迈步向前,但仍以某种形式与过去的那个世界保持着联系----那些电话中传递的愤怒,或者,这间已明显过时的居室。

“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使茅于轼再次走进舆论焦点,是最近在他身边再次发生的两个世界的冲突。

4月25日,沈阳,茅于轼受沈阳市工商联邀请去作演讲,题目是:《非公经济的新思路》。在茅于轼看来,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国有经济非公有化的过程,就像他以往的演讲中那样,他打算回顾1949年以来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演讲刚刚开始5分钟,茅于轼刚刚讲到“雇佣工人不是剥削”时,台下第一排嘉宾席中突然传出声音:“这不是经济论坛吗?怎么谈起政治啦?”

说话者是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他事后回忆说,他偶然在微博中看到茅将赴沈阳演讲,于是不请自到,还坐在了第一排。

反对者的突然出现,让会场一阵骚动,会务人员阻止了王新年,并将他带出会场。

茅于轼则没有听清楚王新年说了什么,只是估计“他应该并不知道我想要讲什么,因为我只讲了5分钟”,茅于轼站在讲台上,大声说:”不要对他动武。”

这并不是茅于轼第一次碰到在演讲现场的抗议。

5年前,在上海,正讲着,台下扔上来一只鞋;两年前在北京,突然有四五个人演讲中跑上讲台,要把他拉下去。沈阳事件通过互联网得以传播,又在传播中获得发酵,终于在5月4日的长沙演讲前后,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从4月30日开始,茅家便接到电话,质疑茅于轼的观点,辱骂他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并不自报家门,开口便是“茅贼”“汉奸”,这些电话通常在深夜打来。茅于轼耳背,听不到,赵燕玲能听到,强忍着不去接,但第二天一早,还是忍不住要打开录音听听,对方到底会说些什么。

有人劝茅于轼,这种情况下,最好放弃长沙之行,但茅于轼他坚持要去:“已经约好了,有几百人等着。”

等着他的不只有听众,还有抗议者。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宋阳标说,沈阳之后,许多反对茅于轼言论的人网上讨论,并决定在茅于轼来长沙时进行一场辩论,“但是他躲起来了”。

宋阳标提供了一段精心剪裁的现场视频,一段开明宗义的字幕后,《东方红》背景音乐下,红旗招展,人们拉着横幅,举着喇叭,合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

宋阳标并没有经历过呼喊这些口号的时代。他是一位70后媒体人,曾经的同事都记得他古文功底扎实,业务能力很强。有一次他看到报社男厕所小便池前总是污水横流,忍不住写了一份檄文,总编辑还特别表扬他有公德心;因为不满偶有学校老师诱奸或猥亵女学生的报道,宋阳标拒绝被实习生称为“老师”,并常常感慨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宋阳标反对茅于轼的理由是,“茅于轼关于钓鱼岛、汪精卫、转基因的一些观点”,“我们痛恨压迫和不公,资本主义造成全球性的压迫和剥削,必须反对。”

在他眼里,茅于轼是支持资本主义、反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家制度、为富人辩白、践踏穷人的人。“这不是左右之争”,他说,“茅于轼的观点是卖国言论,无论左右都应该痛斥他。”那么,什么是“卖国贼”和“汉奸”?茅于轼回答,“卖国求荣的人就是汉奸,如果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出让国家利益,我觉得不错,因为百姓利益是主要的,国家利益是次要的,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老百姓。”

这次抗议最终的结果,是茅于轼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会场里,作了一次不公开演讲。演讲最后,

茅于轼意味深长地说,“历史是一锅滚水,太沸腾了,雾气太大,就看不清,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百折不挠的事实派”

茅于轼的生活一直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穷人,一边是精英;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如今,一边是所谓的“左”,另一边是所谓的“右”。

但茅于轼本人没有简单的赞成或反对。“我是百折不挠的事实派。”他说。

这种态度或许与他的家庭有关。1929年,茅于轼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著名的钱塘江大桥就是他主持修建的。全家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支持抗战,投身于国家建设。

茅于轼有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他的中学教育和大部分大学教育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自愿到边远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先是当火车司机,后来又担任技术员、工程师。

茅于轼是个不错的技术人员,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当时铁路局的一项硬性规定是,每天下班后,政治学习两小时。茅于轼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因此每当下了班,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时,他就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他回忆说,“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1958年,他为这种政治态度付出了代价,被打成右派,之后下放到山东农村。这个“百折不挠的事实派”觉得,国家将青年知识分子放置在农村,而不是更合适研究学习的地方,是在浪费人才,浪费国家的人力资源。

不过,他也没有激烈的反抗,而是将压抑转移到艺术上。他喜欢上了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认为其中表现了极端的愤怒,并充满了反抗精神。在国庆1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他还演奏了这首乐曲。他还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声嘶力竭的呼唤”。

“右派”被取消了出版权,茅于轼的专著《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只好用当时才一岁儿子的名字;他还被剃了光头,这是当时的右派符号,剃光头的人必定是反革命,出门必会被打。

多年以后,茅于轼回顾过去,说自己“尽量谨小慎微,不声不响,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永远是忍气吞声”。但是他说,这也使他保持了内心与外界的距离,“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不为所动”。

1976年前后,他回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室上班,研究课题是:铁路列车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组合。他在这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用经济常识解释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又用经济学常识推导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这项课题后来获得了铁道部的嘉奖,也成就了茅于轼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择优分配原理”。那一年,他50岁。出人意料地,茅于轼对于十余年的放逐生活没有怨言,他不只一次地说:“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他都是在农村与农民共同经历的,“我甚至吃过蚂蚱。”

1981年,在参加了一次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后,茅于轼正式接触现代经济学,并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同年,在申请调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未果后----原因是他不是学经济出身,他调入了美国所,研究方向依然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

“我有个强烈愿望,就是希望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他说,“我在美国所的10年中大约有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点推动作用。”

身边的反对者

一边是理论中的中国,一边是中国现实实际,如何用学者的智识,创建适于中国现实的政策和制度,这是他思考的主要内容。有感于国人经济知识的匮乏,他也开始着手撰写一些普及性的经济理论文章。

1993年,茅于轼正式退休,与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几年后,天则所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智库,20年来,虽然几经坎坷,天则坚持存活了下来,茅于轼也一直是研究所的法人代表。

也是这一年,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书中大部分内容,来自他1986年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思考。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多年以后,他依然希望能用这一套观念来影响公众。“没什么对或错,关键是事实是什么,你的思考是什么。”

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要替富人说话。

反对者既来自左边,也来自右边。没有独立厕所的廉租房有歧视低收入者的嫌疑,至于替富人说话,在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仇富心理强大的社会背景下,无疑与当年提出“政治学习是浪费时间”一样,自己为自己在胸前挂了一个靶子。

反对者也在他身边。

80后青年张林就曾是茅于轼的怀疑者。这个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青年,在读研究生时,曾把茅于轼不必死守18亿亩红线的观点带回山东农村老家,到处问乡亲们的看法。这个小规模调查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姓茅的老头根本不懂村里的事儿”,“瞎说八道,耕地不设红线,全被有钱人拿去搞开发,农民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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