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日本这个民族国家也许带给我们的是痛苦和憎恨，不为别的，只为那场侵略战争，但是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对日本这个民族很是了解呢？日本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几十年大举革新，一举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日本为什么要向曾经是自己的老师的中国发动两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天皇为什么能在日本政坛恒久，而不被推翻；二战中本土遭受战争摧残的日本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中实现经济起飞，终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些问题也许困扰着我们，而我们却没有过多的去探究。
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着手，观察细微之处，一层一层的拨开它，这才是事半功倍的方法。同样，要了解一个国家政治脉络，更要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着手。这是一个可以类比的方法，屡试不爽。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被提出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独立的对象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以替代传统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来指称政治体系中支配人们政治行为的诸种主观因素。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很快在政治学界被广泛使用。[①]因此，我们要了解日本这个国家就要先从日本文化开始，而《菊与刀》就是一本介绍日本文化的优秀著作。
二战即将结束之时，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之托研究日本文化，以期能够研究出一些有利于美国政府处理战败日本政策制定的意见和成果。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呈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整理成书出版，也即是现在的名著《菊与刀》。这本书被誉为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经典著作，是一本必读书。我后文谈到的一些观点都是启发于本书，至今还在佩服一个没有去过日本的人类学家能写出这样深邃的文化学著作，甚为惊叹。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②]。仿佛在日本人的性格中永远都是矛盾的，都是游走于两个极端之间，缺乏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正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时刻影响着我们生活中为人处事的方式，生活中也因此少了些无谓的争端。但是，日本自从公元7世纪开始就大力学习我国隋唐时期的先进文化和政治理念，并上升到政治革新的层面，冠以“大化改新”之名，但是为什么在其民族文化内涵中少了一些与我们儒家文化不同的元素呢？就这个问题，我要结合《菊与刀》中的观点和自己的认识重点分析下。
在日本，菊花是日本皇室的标志，代表着皇权的高贵。本尼迪克特认为，菊花更多的代表着日本文化中的一种柔性美，这种性格与刀代表的刚性形成了强力的对比。但是，钢刀的那种武士精神似乎又是日本人内心中所持久的性格，并没有被菊花的柔情所湮灭。也许我们要换一个思维思考了，菊花代表的柔性和武士之刀代表的刚性都是日本人性格绘画图的组成部分，缺少了谁都不行。但是原本两个方向性不同的性格要相互融合，这其中必然呼唤中介物以使得柔性和刚性互调，最终才能使得在民族性格塑造中不产生冲突。在我的读书和考究过程中，我认为融合二者最好的方法就是引进我们儒家文化中所强调的“仁”。然而，在日本文化和社会伦理体系中“仁”并不作为一种必需而提倡，“事实上，‘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许经常可以看到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并对之产生持久的不解和疑惑。比如日本在投降之前面对战争武器的匮乏以竹子代替钢铁制造飞机自杀式攻击美国舰艇，而在国家宣布投降之后，第二年美国大兵就可以自由的游走于日本的田间乡村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的攻击。这种特异的现象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中国，然而却真实的发生在了日本。日本人接受了投降，接受了美国的军事占领，并安心的接受了美国的改造计划。本尼迪克特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他们能够如此接受，恰在于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④]
日本自公元七世纪开始学习、引进我国隋唐时的先进文化----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礼智信”，仁是儒家文化的首要要义，可日本文化中为什么缺乏“仁”或者说“仁”被排斥在社会伦理体系之外呢？让我们把眼光放到公元七世纪，考察当时的具体情况。当时的日本皇室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典章等各方面先进事物，是以试图建立一个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为目的的，这就决定当时的学习是一个有选择性的学习，即有利于天皇绝对统治的统统要学，凡是不符合中央集团的思想一律摒弃，在这样一个甄别过程中，学习隋唐的内容完全打上了统治阶级的烙印。
在中国的文化中，没有绝对的服从和义务，“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就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⑤]然而，在日本这些观点是与天皇制不相符合的，不利于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持久，于是乎日本皇室在学习隋唐文化、制度、典章时有意将“仁”排斥在引进的伦理体系之外，至此中国伦理体系的前提就没有被日本接受，“仁”也就脱离了日本的主流社会价值，相反，“行仁义”在日本被解释为一种“身居高位也不是必须具备的道德了”，或是一种“法律范围以外之意”的含意，即“在地痞流氓之间通用的道德标准”。[⑥]
在日本文化中，强调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种忠诚可以超越一切，是无条件必须服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忠”被放大了，取代了中国文化中“仁”的地位，这种绝对的忠诚，致使日本天皇相传至今达125代，真可谓“万世一系”。但在日本历史上不乏专权者，他们执掌政权时，天皇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可为什么专权者都没有废天皇而自立呢？而在中国，改朝换代似乎是历史的一个必然。深究下去，非文化因素不能解释。在日本，民众只对天皇绝对的忠诚，任何一个专权者都要以天皇的名义行使统治权，而一旦废天皇而自立，必然招致人民的反对，众叛亲离是唯一的下场，这就保证了日本天皇自古而今的“万世一系”。而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谁能施仁政，老百姓就支持和拥护谁，谁施暴政，谁就必然被推翻，夏、商的灭亡就是最好的例证。
以上便是我读日本政治文化相关书籍所形成的一些认识，也许不太成熟，或者缺乏一些实例进行验证，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特定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经过长期的、不间断的时代熏陶而成，如果要去完全而正确的理解需要很长的切身体验，这就决定了我或者说本尼迪克特本人难免会对日本国政治文化产生一定的认识偏差，然而作为一个文化探讨或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去降低这种偏差，寻找到最佳的文化理解，而上文中的论述恰是我的一些努力。
[①]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47-48页。
[②]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2页。
[③]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83页。
[④]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207页。
[⑤]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82页。
[⑥]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83页。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