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2日，蒋介石正在为宋子文内阁倒台后的混乱局面而犯愁，突然又接到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的急电：“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
这封电报，对已经被抗暴运动、黄金风潮、宋子文倒台几件事情搞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来说，无疑又是当头一棒。刚刚回归祖国不到两年的台湾岛，“匪氛”怎么一下子就严重到这种地步了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自从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就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0月17日，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武装部队在美国30余艘军舰和数十架飞机的护送下，威风凛凛地开赴台湾。25日，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签署了投降书。至此，遭受日寇铁蹄践踏达50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台湾岛沸腾了。做了半个世纪亡国奴的台湾人民热泪横流，欢喜若狂，他们敲锣击鼓，燃放鞭炮，欢迎中央的官员和军队，庆祝台湾的光复。“但这样的好兴致没维持多久，就化为一阵春风了。”
1946年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抄送行政院及各部的《台湾现状报告书》指出：“自日寇投降台湾得以收复后，台胞欢喜情绪特别深刻，感谢祖国再造之恩，尤为热切，故拥护政府无微不至。最近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
光复还不到3个月，民心变化竟如此之大，这完全是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统治政策造成的。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怀着大发胜利财的欲望来到台湾，不仅接收了占台湾全省企业90%的全部日产和70%以上的耕地，而且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掠夺他人而中饱私囊。1946年4月3日，《新闻快报》刊登记者汪潴的评论《台湾人民为什么要哄走陈仪》。评论说：“接收人员到达台湾的时候，和在其他光复区的情形一样，一方面是混水摸鱼，豪强夺取；一方面是秦楼楚馆，花天酒地，这怎么不使台胞失望呢？”“他们到台湾的口号是‘实行三民主义’，没有好久这口号就变成了‘三民取利’了。”
国民党不仅接收了日产，而且还以台湾没有高级行政人才为借口，接受了日本殖民统治机构的一班人马，一万多名日警日官和为数众多的台奸仍被奉为上宾，安置于警备、工矿企业和地方行政岗位上。“日本的技术专家和警务人员比起国人，他们受着特别优待”。当台湾人民为米价高涨、生活无着而犯愁的时候，日人则能享受配制的低价粮食。台湾舆论指出：“政府接管各级机关后，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外，令台胞痛心疾首。”
在政治制度方面，国民党政府全盘接受了日本殖民主义的一套统治办法，并变本加厉地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收复台湾的当天，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组织大纲”，设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特别行政建制，规定行政长官掌握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
被授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的政学系亲日分子陈仪，集军事、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同时，国民党又派遣大批特务赴台，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岛的特务网，加强了对台胞的监视和迫害。“台人对长官公署呼之为新总督府”；更有人在大门上挂了一幅巨大的漫画：后门有一只丧家之犬垂头丧气地溜走，而前门有一头蠢猪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表现了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制度的强烈不满。在经济上，台湾当局继承了日本统治时代的专卖制度，成立了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内外贸易和烟酒专卖权，垄断了全岛的经济。“弄得事业停顿，货运不畅，形成经济的自我封锁。用这种固步自封的办法来建设新台湾，台人称之为‘三眠主义’。”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劫夺和垄断，排挤了台湾的中小企业，致使大批工厂、商店倒闭，工业生产下降，农业歉收。
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仅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台湾的物价就上涨了一百多倍。大米是台湾的主要农产品，日本投降时，1台币可买10斤大米，到1946年12月，却要用120台币才能买到10斤大米。以谷仓著称的台湾岛竟也闹起了粮荒，出现了抢米风潮。在当时600万台湾人口中，约有80万失业工人和300万饥民。所以，台湾的舆论界惊呼：“人民承受的生活的重压，远过于日本统治时代。”
与此同时，美国也把侵略黑手伸入了台湾。国民党政府收复台湾后，美国即在台湾设立了领事馆和新闻处，派遣“美国政府考察团”，策划霸占台湾的阴谋活动。《中美商约》签订后，美国更是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侵略台湾。
他们全部控制了台湾石油、黄金、铁、锑等矿产的开发权，取得了经营台湾铝业、糖业的特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美国的军舰、飞机进入台湾领海、领空，享有使用基隆和高雄港的特权。美国人的军事、经济侵略，进一步加重了台湾人民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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