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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根基遭腐蚀 李克强主导基层政权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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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党媒《求是》、《人民日报》等接连发表一篇涉及中共基层政权的文章《改善党的“微循环”》,引起外界关注。文章回应外界对中共基层官场的质疑称,“(中共)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而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共基层组织频发权力滥用、家族化、腐败等严重问题,表明其基层政权已经遭到某种程度的腐蚀。这不仅引发和激化了广大底层民众与基层政权的矛盾,也对中共执政合法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共十八大报告及近年一些政治迹象显示,未来十年中共高层有可能在着手推进基层政权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更可能是以收缩行政规模和放权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而非涉及人民当家作主实践的政治体制改革。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时兼任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在负责就职初期的“大部制”改革后,料将成为此次基层政权体制改革操刀手。不过,此番基层体制改革对于化解基层党群矛盾和官民矛盾的实际效果仍待观察。

中共基层政权面临危机

《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杂志于6月3日发表的一篇名为《改善党的“微循环”》的文章,该文随后被中共体制内媒体《求是》、《人民日报》、新华网等转发。文章认为,当前中国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不高、职责不清、以及新媒体的放大、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等原因,导致出现“基层干部被污名化”的现象。文章同时指出,中共的微循环系统(基层政权组织)确实出了微恙,不治,将恐深。此文刊发后招致舆论热议和争论。观察人士指出,文中提出的“基层干部被污名化”一词,近期被体制内媒体频繁引用。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站在了体制内的立场上,将官员形象受损归罪于网络媒体的丑化和扩大,而把名声不佳的官员看作了受害者。同时,文章又以未道姓名的某学者的研究表示,对于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态度是总体上肯定党组织是好的,具体到某个官员则是坏的。最后,文章以“微恙”来形容中共基层政权组织。

中国目前的行政层级为分中央—省—市(区)—县—乡(镇)五级,其中县与乡镇均被认为是中共党和政府基层。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本文承认中共基层组织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将这种问题描述为“微恙”却与不断揭示出来的恶性事件以及大多数民众的认识难以相符。而且由于事件发生的频繁程度和严重性,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不再是仅局限于某时某地的个别案例。例如,在部分乡村,村委会往往成为站在强征、强拆的第一线,富有亿元资产的村长村支书也已不罕见。而县级更是中国权力家族化、滥用权力、腐败高发区。一些县委书记在其辖区内甚至是看作了“土皇帝”和“县太爷”。

据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学者张德元总结,基层领导系统的问题有贪腐、执政能力弱化、形式主义泛滥、债务沉重、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而这些问题交融又导致中共基层政权及中共整体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信任危机。中共党媒《求是》副刊《小康》曾做过一项调查显示,2006—2007年中国公民对政府信任度的平均分是60.6分,刚过及格线,而且此分数分布呈现“趋高性”。也邓,县与乡镇基层政府的平均分数不及格。

张德元认为,中共基层政权的信任危机不仅加大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难度,而且这种信任危机还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他在长期调查后发现,几年前绝大多数农民只抱怨村、乡两级干部或组织,而坚信县级以上政府“是好的”,上面的“好经”被村、乡两级念“歪”了。现在他们们已经开始不相信县级政府,甚至怀疑省级政府,认为只有党中央才“是好的”了。而这种怀疑和抱怨极有可能会逐渐漫延至中共中央。

在历史上,中共正是依靠中国大力农民的支持才夺取了中国的政权。中共在政治理论和话语体系中也一直坚持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包括中国农民的代表。但是现在造成农民对中共政权的怀疑和对立,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的执政基础和依靠力量。尽管中共在江泽民时期推出“三个代表”,出现了走“精英政治”的迹象,但是这种与社会精英的结合并不融洽和有效,而且由于违背了其理论基础,中共自身也难以予以承认。因此,如果失去底层民众的支持,中共无疑将成为“无本之木”和“悬空”的权贵小集团,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李克强主导中共基层政权变革

事实上,中共官方在几年前已经认识到其基层政权所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改革方法。其话题尺度比《人民日报》“微恙”的说法还要大。在胡锦涛任中共总书记的2011年3月,《人民论坛》刊发文章《基层乡村政权体制改革问题研究》,详细深入地总结、分析和探讨中共基层政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可行化操作方法。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面临诸多阻碍和困境,而基层政权体制改革目标便是要实现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转变。文章同时建议的改革方案有:提高乡村体制改革试点的层级、由边缘改革扩展至体制核心改革,由被动的制度设计到主动与被动相结合。

在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党校及其《学习时报》工作的2011年8月,该报曾发表文章《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更是直指基层县委书记滥用权力的现象称,尽管根据中共党章及行政体制规定,县委书记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但是在权力行使的实践中,相关的制度规定难以产生应有作用。县委书记作为当地“一把手”和第一责任人,在“人、财、物”三方面均享有资源配置权。文章同时指出,县级政权改革的方向是权力运行的程序化、规范化。据悉,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胡锦涛时期,中国的基层民主自治得到了较快地实质性发展。虽然存在较多现实问题,不过整体来看,在2007年底,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体系已基本确立。自中共十五大以来,基层群众自治相关内容在报告中持续出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部分再次指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有分析人士认为,十八大报告的论述预示着在未来五至十年,本届领导集体有可能着手实施村与社区以上,即乡镇级别的行政体制变革。按照中国政治制度规定,负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及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是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其职位由现任总理李克强兼任。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已在多个场合表决心实施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而对于未来乡镇级别的体制改革,李克强也料将成为主要操刀手。

然而,乡镇级已经涉及到中共基层一整套政权班子,是中共维系政权的政治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乡镇级别又被认为是中共体制内部问题最为严重的层级之一。不仅基层系统内部官员的素质整体不高,而且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较为牢固的利益集团,甚至出现了家族式权力网,引起底层民众强烈不满和反对。在此背景下,李克强的体制改革其实就相当于割这些利益集团的“肉”。如果时机未能掌好,或是实施的方法不适当,又可能会进一步挑起和激化本已相互对立的官民矛盾,甚至是造成失控的局面。因此,李克强操刀的此次基层政权体制改革,涉及民主选举、参政、监督等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不大,而更可能仅是指李克强在就任总理之初提出的简政放权,即收缩行政体制和人员规模,并向社会民众放权,提高其自主性。不过观察人士多认为,仅局限在行政体制层次的变革因为没有涉及到民众参与、权力制约和监督等根本性内容,其实际效果并不乐观。事实上,2011年《人民论坛》的文章《基层乡村政权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中的建议比较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要义是同时启动内外双向改革,不仅落实基层民众的民主权利,实现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群众路线,而且在制度设计方面实践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此不仅能够实现广大民众的权利和发展,而且还将破除中共基层存在的腐蚀其根基的利益集团。这对于中共重塑执政合法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根本和长远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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