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香港即使实践民主制度,但政党欠缺执政地位。他建议中央容许香港实践真正的政党政治,并以立法确定下来。该学者指出,政党政治一旦实施,执政党须提出政纲,确保施政有效施行,如不成功,将被选民抛弃,该党会面临被轮换、更替。如此,政党为了确保执政地位,将力求施政能贯彻执行,并具连续性。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最新调查显示,香港的竞争力在全球的排名由第一位下跌至第三位。香港竞争力失去“一哥”地位,似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早前说及香港的一些竞争优势开始弱化所言中。
在经济以外,香港人在政治上的诉求越来越多,其中能否在2017年实现普选特首最令人瞩目,“占领中环”的议题蕴酿待发;在经济上港府施政寸步难行。曾担任香港行政局议员、身为经济学人及高等教育界高管的陈坤耀教授表示,香港的政治体制存在结构性缺憾,港府官员误解“不干预政策”,在教育上又吝于投入资源。由此种种,香港出现了政客只管批评而不做事,港官怯于施政,大学生在社会流动不足等问题。
同情梁振英施政难
陈坤耀教授于2007 年从岭南大学退下校长一职,已多年鲜有露面,但对香港的事务仍极为关心。向来敢于批评的陈坤耀,退休后对香港的政经脉搏不减。当年他担任岭南大学校长时,校董会主席正是梁振英。问及他对现任特首梁振英的施政评价,陈坤耀眉头一皱,说道:“非常同情! ”
“港人要去公民抗命,准备占领中环,那有什么用?”陈坤耀说,即使中央容许港人全民普选特首及立法议会,特首及政府都难以施政,原因是香港政治制度有缺憾,无法实施真正的政党政治。陈坤耀说:“西方实行政党政治,矛盾在党内爆发及解决,施政得以理顺。”反观梁振英担任特首后,丑闻暴露,且缺乏政治人才,也没有支持基础。政府一旦提出施政,立法会议员只管批评,政党无须提出施政措施,令政府寸步难行。
现在香港立法会议共有70席, 一半议员是分区直选,另一半由功能组别选出。陈坤耀说:“香港虽没有全民普选,但议会的民主含量已很高。”曾于港英管治年代担任行政局议员的陈坤耀,对政治具深刻的体会。他说:“香港有民主,有自由。但是,在现存制度下,无论谁当特首,香港都无法有效施政。”
“香港即使实践民主制度,但政党欠缺执政地位。”他说,政党政治一旦实施,执政党须提出政纲,确保施政有效施行,如不成功,将被选民抛弃,该党会面临被轮换、更替。如此,政党为了确保执政地位,将力求施政能贯彻执行,并具连续性。 “如今梁振英则缺乏施政人才,且忙于不断向外游说,待政策上马,则任期又或行将届满。总之,施政很有困难。”他又说,在实行真正的政党政治之下,财团可以透过政党做代言人,由财团提供财政支持,政党得到资源做研究,但政党可不必完全跟随财团的意愿去实践其理念。如此做法,总比现在香港财团私下直接跟中央接触,提出支持何人做特首,将更有好处。他建议中央容许香港实践真正的政党政治,并以立法确定下来。
港官不能以“积极不干预”为挡箭牌
作为经济学家的陈坤耀,特别呼吁香港官员不要以“积极不干预”为挡箭牌。他说,香港产业须要革新及创新,香港官员误解了前财政司夏鼎基(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于1980年提出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 这应译为“积极性不干预”政策,“这不是政府积极不干预,而是干预有结果就应干预。官员误解了变成不作为,既得利益者因而就喊着不干预。”他说,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面临崩溃,不符合当前世界的形势,港府应发挥本地比较优势,积极推出产业政策。他认为,香港可做药剂中心,例如,药物由东南亚进行前期制造,香港做分发、推广及教育,也可做科研及开发。
对于企业如何面对当前世界经济,陈教授认为,要认识三个重点:1) 数码化,将生产制度转变,现在已谈范畴(scope),经营者要注意客户个人化喜爱,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做大规模(scale)经济。 2) 全球化,企业不能只自视己国经济,而是各国已连成一体,因应相互依赖而不停波动,风险意识不可少。 3) 资本集中化。企业要懂得以资本巩固发展,但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必须避重就轻。
近年内地自由行,带旺了香港的零售业,令一些商场及铺位租金高涨。他认为,受惠的是地产商及业主,却不能令普罗市民受惠。 “有了土地便富裕,没有土地的便不能分享香港的繁荣,这对新一代不公平。”他说,香港年轻人靠勤奋及教育已改变不了命运,难以向上流动,他建议,政府应从教育上增加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机会。
香港高等教育率偏低
作为高等教育领导者,陈坤耀抱怨说:1) 政府在资源投入上没有承担更多责任,香港年轻人只有18%获高等教育。“由九十年代至今一直没有增加比例,我认为增加至25%也不算多”。 2) 现实上政府把责任推到社会上办自资学位课程,目前香港有二十多间与外国大学合作办学士、副学士、文凭等教育机构,但教育素质如何?作为经济学家,陈坤耀建议我们不妨从资源分配来思考:“现在港人批评大学生水平下降,究竟我们应维持八成学生素质平均一些?还是培养六成学生优秀一些?我们都应反省。”港人已不再因穷困而不能念上大学,现在我们应着眼于基础教育。那些直资小学有点“贵族”,学费每年五至七万,比大学教育每年四万五千元更贵。 “由于学额大部分由富人取得,只有极少数贫困学生考获派位。现在竟然是即使孩子考入,家长都不愿子女入读,因家长担心孩子不习惯与富家子弟交往而心理受压力。”陈坤耀建议,政府应实行买位制度,向这些自资学校买入两成学额,令较多优秀的平民学生进入优质的学校中,而不会令孩子因贫穷而在富人子女之中感觉卑微。
“现在年轻年怨气重,感到读书无用,贫富差距大。我觉得政府可在教育政策上,从起步线上打破社会流动性,让基层孩子可有向上流动机会。”他认为,政府从基础教育(直资幼儿园及直资小学)买入相当比例学位,使基层孩子于早期教育便可获得较优质的教育,扩阔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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