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日本女演员高峰三枝子，曾在一九七二年去北京见到周恩来：“他很有男子汉的风采，胡子刮得青青的，显得很有生气。……是一位具有让所有见到他的人不能不深受感动的魅力的人。”
为之“倾倒”与难舍难分
“所有见到他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但男性和女性对于他的魅力，感受是很不同的。
“情不自禁”、“喜形于色”、“干爽得令人惬意”、“胡子刮得青青的”、“一股强烈的感动之情传遍了体内”，明显是异性之间的吸引力。日本人说话以含蓄著称，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情意，已经够不含蓄了。
直截了当地表示爱慕之情也不是没有，印度尼西亚前总理萨特罗阿米佐的夫人，曾对一位北京的翻译小姐说：“我要是个中国人，一定去追周恩来！”西方媒体还大肆渲染、报导过，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怎样为周恩来的风度所“倾倒”。
那么中国女性是怎样看他呢？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说：“以前我是个信仰上帝的人，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这句话是在中共建政初期说的，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席间一位教授拒绝与周握手，而不以为然，照样谈笑风生。林巧稚当即折服。
对于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方式。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特别是女艺员们相处极佳。这方面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说明，此处只举两例。一九六二年是；二月二十九日，刚获“摘帽”的右派、女歌唱家张权在北京政协第二礼堂演唱，第二首唱完，周恩来端起一杯水，从座上送到台前，递给张权。这种满含着“临惜”之情的举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同寻常的。电影评论家陈荒煤忆及周恩来是怎样“关心”电影的。他向剧作家夏衍和陈荒煤征求意见，某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夏、陈都觉得张年纪大了一些，不适宜演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周当时没说什么，但不久转来一封赵蕴如的信，主张还是让张瑞芳主演这部影片。他还打了个电话，说这封信只供参考，最后怎么决定，还是你们自己考虑。陈与导演郑君里商量过后，决定让张瑞芳主演该片，扮演个年轻的女孩子。张瑞芳是四十年代的左翼演艺人士，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党员，在重庆时交往频繁。
张见到工作繁忙的周，总要问：“你昨晚又没有睡觉吧？”一九四六年一月，张瑞芳告别周恩来去上海，忍不住离情别意地说：“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
此时，张已哽咽，语不成句。真像一对恋人分别一般。
女作家竟也受到“直接冲击”
韩素音在撰写《周恩来与现代中国》(Zhou En Lai and Modern China)时，虽然告戒自己：“传记作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情感。过份流露个人情感，会影响传记本身的作用。”
但她的情感还是在全书中到处流露出来。她向出版商解释，她的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难道就找不出他的一点毛病吗？”她回答：“我找过，而且话了很大力气找过，可我找不到任何值钱想要的东西。”她一回想起与他见面的情景，“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我父亲去世使我难过的心情。”（第7页）她当然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感觉，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一见到他，简直好像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如果说邓颖超情人眼里出西施，把周恩来看成高个儿，多少还因为自己个儿太矮的缘故；那么韩素音的个头高挑，诚然也把一米六九公分的周恩来看成了一米七七公分的高个，可见她受到的“直接冲击”是多么厉害了。
这样直观的身高都可以大为走样，她在向西方世界介绍周恩来时，极力强化周的崇高人格和道德风范，乃至断言古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皆望其项背，就更可以理解了。在很到地方，她都刻意回避淡化一些关键的史实，实在令人遗憾。
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避居海外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台回忆：“当我初到延安，当时政治风气较为宽松，有一回一些女同志笑谈选美男子，周恩来竟当选了。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这个人的确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当时，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历尽千辛万苦投奔延安而来的青年女性是极为引人注目和抢手的。周恩来仍然能以其“俊美”反引起女同志们私下爱慕，足见其对异性的魅力不凡。
圈子里盛传的情人们
一九四三年，脱离中共的司马台常与一般民主人士相聚，曾听到圈内盛传“邓颖超捉奸捣毁某女星香巢”的逸闻，还为此感叹“原来周恩来是这样怕老婆的”。他没点名“某女士”究竟是谁。一九五八年，香港一家杂志揭出隐秘，原来是电影明星陈波儿。抗战期间，周恩来在重庆与陈波儿相互吸引生恋，邓颖超获悉大怒，直捣香巢兴师问罪，周恩来惧于影响只得放弃。陈波儿是二十年代当红的演员，曾主演《八百壮士》，抗战爆发不久在南京加入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陈率华北妇女儿童考察团从重庆经西安往延安，又转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宣传活动，一九四零年初回到重庆，同年秋又北返延安，直至抗战结束赴东北解放区。如果她和周恩来在重庆发生恋情，只能是一九四零年的事。这一年，周恩来在苏联治疗臂伤回国，五月三十一日抵达重庆，七、八月间的潇洒英俊，这么短的时间快速发展一段恋情关系不可能：但若以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从容谨慎和机警机智，似乎又不应闹到让邓小姐不顾国民参政员及共产党要员的身份“直捣香巢”，而落人笑柄的地步。
反过来，陈波儿也算是一方人物，倘若在自己的“香巢”被人家老婆打上门来捉奸成功，她还有什么脸面立即到人家的地盘上去谋求发展？从常理推断，邓小姐醋是吃过的，说不定还跟到陈的香巢给过她一番言辞厉色的教训，却不至于“捣毁”式的撒泼。民主人士及文化圈内“盛传”的佳话，当属对政治人物，尤其是对道貌岸然的政界要人的调侃。
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盛传曾为周恩来情人的，还有声乐界的周××，女政要陈××，及周的干女儿孙××。（金钟《周恩来批判》第186页）这一次“盛传”的范围是北京政界和文化界。干女儿孙××，显然指的是孙维世。女政要陈××，大概是指陈慕华。声乐家周××最难猜。五十年代可以多次受周恩来接见乃至可以传为“情人”的著名声乐家，只有周晓燕。她是留法归国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曾培养过许多在国际声乐大奖赛中获奖的学生。九十年代初期，上海市政府为了表彰她在音乐教育上的成就，特地奖励她一套三居室的住房，成为当时多家报纸的新闻。“美极了”的养女孙维世
一般而言，盛传的事如果没有可靠证据，不能作为定论。
无论是周恩来本人或是那几位××，都可以一笑置之，不予理会。但中国的事情较为复杂，小道消息往往并非空穴来风，乃至比正常渠道公布的官方报导更令人可信。不过在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暴光以前，我们只好先姑亡听之了。
从情理上说，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爱上像陈慕华这样的女人。陈氏身材魁梧，与略显单瘦的周恰成对照，让人觉得太不般配。陈氏举止雄壮而缺乏优雅，也不符合周的审美趣味。陈慕华曾在延安整风时被康生指为“特务”，因为她有一个叔叔是国军将领。周恩来救了她。如果陈为此事感谢周恩来，以身相许，那么既闹到“盛传”佳话于政界的地步，她的仕途多半也会就此中断，而不至于日后成为显赫一时的政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同是政界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周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女人身上打主意。
这里可以一说的是孙维世。她是一个“奇女子”，而且也的确是周恩来生活中的一个值得一提的女人。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老战友、中共烈士，一九二七年“清党”时被国民党杀害。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人员见年纪太小不允，她竟当众大哭，张口就要找最高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认出了他们兄妹俩，经邓颖超同意，收她为干女儿，并送往延安。不久，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被蹂躏的人》中担任女主角，大获成功。据观众说，“这个漂亮姑娘美极了。”而也是刚到延安不久的上海影星蓝萍（江青），只在此剧中演了一个小角色，还很不怎么的。正是这次不经意的合作（或叫交锋），使江青永远结束了演员生涯，也与孙结下了不解的“梁子”，埋下三十年后将孙置于死地的伏笔。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孙维世同行，到了莫斯科读书。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后来成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导演。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赴苏联时，她被选为第二译员。于是就有“盛传”一时的伟大领袖与她在专列上成就的一段佳话，再过来又被证明原来只是一些作家（如王若望等）的“艺术创作”。由于创作与大量史实不符，故不足为信。
使孙维世致死的逮捕令
至于周恩来本人和孙维世，由养父女关系发展成进一步的情人关系，也是从毛、孙逸闻中派生出来的──既然毛都可以染指，那么比毛更年轻英俊、恩义更深、更近水楼台的周恩来，为什么不可以插上一足，以构成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扣人心弦的悲剧情节？可惜的是，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来支持这一盛传是否属实。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浑身赤裸死在监狱的一堆干草上。
公认的说法是，她死于江青的迫害。但是，江青即使与孙维世有仇，为什么一定要置她于死地？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能够置她于死地？须知孙维世也不是个一般角色，出身、背景、关系都是相当当、硬邦邦的，和文革打击的重点目标刘少奇、邓小平亦无瓜葛，而周恩来居然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养女？
电影《周恩来》中描写道，一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看一份材料说“叛徒孙维世死在狱中”顿时怒不可遏，愤怒地派人去清查。似乎想表明，孙维世受到诬陷、迫害，周是不知情的；同时暗示，这是江青一伙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事实上，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一直甚佳，配合默契。虽然也有一些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偏差，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甚至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周、江之间仿佛一开始就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是不合乎史实的，需要特别予以澄清。
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四人帮”罪行时，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这就证明了，孙维世的死，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绝非事前毫不知情。说得严重一点，──但绝不过份，──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那么孙维世与周恩来、江青之间，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
“私生女”艾蓓的故事，似乎给人们解开这一历史的疑团，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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