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日我曾在共识网的“笔会”栏目发布了一篇小短文，题目就叫《苏联需要宪法吗》。文章极短，我重复粘贴如下，别嫌我罗嗦，反正共识网也不发稿费：
苏联是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当然有宪法，而且中国的好多宪法理论都是从苏联学来的。在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大致情况后，我就被一个问题困扰：苏联需要宪法吗？分析来分析去，我的结论是：不需要。
正常的分析过程应该是先搞清什么是宪法。但我不想再去扒拉这种糊涂账。常见的一种搅混水的办法就是把宪法分成资本主义的宪法和社会主义的宪法。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可是我的结论是后者也不需要。
美国是成文宪法，英国是不成文宪法。在英美，你根本就不要去想象假如一夜之间没了宪法会咋样。宪法危机就是全面的政治危机。没了宪法，这些国家国将不国。
而苏联呢？假如一夜醒来没了宪法，会怎样？会一切照旧！该干啥还干啥。
宪法是英美政治运作的说明书。苏联的政治运作说明书不是宪法，如果也有的话，是党章。
宪法在英美是国家的灵魂，共识；在苏联是阑尾，花瓶。
英美社会的构成单位和真正支柱是公民，权利本位；苏联社会的构成单位和支柱是党员，义务本位。
公民之上没有上级，每个党员之上必有上级（只有一人例外）。
公民服从法律，法律服从宪法；党员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苏共中央总书记。
英美的政治问题尽量转化成法律问题去解决，苏联则反其道而行之。
英美市场经济需要法律、宪法；苏联计划经济需要计划、命令。
英美需要非常职业化的法官，苏联不需要。军人转业就能干法官。
英美的军队政治中立，忠于宪法；苏联的军队属于苏共，忠于苏共。
宪法对现世负责，苏共党章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负责。
总之，英美政治是一种公民政治，苏联政治是一种党员政治。前者靠宪法规范，后者靠党章规范。前者强调平等，后者强调服从。因此，苏联根本不需要宪法。某些苏联大人物喜欢的，是“宪法”这个名称。苏共虽然说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但是，苏共要是违反宪法，没人敢说三道四。所以，老百姓没人把宪法当盘菜。
开个玩笑：苏共党员把党称之为“亲爱的妈妈”，从未听说什么组织是“亲爱的爸爸”。可见这个有千万儿女的“妈妈”一直单身，因而她没有、也不需要一纸婚约。没有任何法律文件约束她。她就是唯一的一家之主，不用和任何家庭成员讲平等。
事情本来非常清楚，苏共领导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苏联法学界有人偏偏鼓吹宪法，还要挑战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们声称要在苏联建立宪政和法治。
这些不孝的孩子竟然担心母亲胡搞。也不去想想，有了婚约还乱来才叫胡搞，没有婚约无法无天那就是自由。
我觉得这些法学家可能都是混饭吃的骗子，可能就是他们搞垮了苏联。我们也要当心骗子。
以上就是文章全文。
等到一个多月后的5月21日（2013），我在网上读到杨晓青博士、教授和书记的那篇对准宪政开火的大作，不禁大吃一惊。世上竟有如此巧合！难不成杨教授（或杨教授背后的高人）真的采纳了我的提醒不成？
请杨教授放心，我可不是来追讨知识产权，更不是要和您分《红旗文稿》的稿费。我只是非常奇怪，发布我这篇小文的时间是4月1日愚人节。一年一度而已。难不成从5月21日以后天天都是愚人节？反正是此后什么《红旗文稿》了，《环球日报》了，《求是》了，《光明日报》了，总之，各大喉舌级的媒体，纷纷跟进，抛出了风格观点类似的大块小块文章。
仿佛接到一声令下，誓把宪政批倒批臭！----直到今天还在过节。
我声明，杨教授的“首义之功”不容置疑，谁都别想分这个功劳！我的那篇小文在共识网的点击量不过区区四百多点，杨教授不可能事先读过。再者，杨文长篇大论，也不是短短一两个月能构思完成的。因此，巧合而已，巧合而已。
我确实担心，若干年后，法制史上讲述“打着红旗反宪政，法学教授大义灭亲阉割法学命根”这出闹剧的时候，万一学者不审，误把愚人节正话反说的玩笑作为这闹剧的序幕，我的名字岂不也被钉在耻辱柱上？所以，特此留字为证，忏悔不迭。
千不该，万不该，以前我在网易用过一个网名就叫“典型乌鸦嘴”！网名来自对薄的预测：不幸而言中！
我还写过一篇评论杨文的小文，《红旗文稿好文章》，发布在共识网上。在点击了五千多次后，突然显示为“审核未通过”，从此不见踪影。这一情况也是我在共识网首次遇见。心想不是我就是编辑大概有麻烦了，毕竟《红旗文稿》来头不小。
其实，杨晓青教授和贺卫方、张雪忠以及鄙人，有一点其实是观点接近甚至相通的。那就是如果把一党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时，宪政和社会主义是不能并存的。因此，苏联不可能建成宪政。用张老师的话说，谁也画不出一个方的圆。
但是，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不好妄下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应该学习邓小平那种实事求是而又谦虚的态度。1984年6月，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4月，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文中，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同年8月，邓小平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一文中又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7年2月，他要求“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1987年4月，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一文中说：“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并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1988年，邓说过：“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是不是彻底解决呢？当然不是。他一直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作了革命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本质的极高明回答。即便我们最后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也不会错。至于j具体方法路径，包括政党制度司法制度，都要在这个本质前提下解放思想去探索，而不能苛求邓一次性永远给解决。经济方面，邓以非凡的勇气否认了市场和计划是资社之分的标准，一度带来满盘皆活的局面。后来人得拿出不在他之下的勇气和智慧来，不能老是这不搞那不搞画地为牢。政治方面，一党还是两党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吗？
就算眼下不搞，研究研究还是挺有必要吧？
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按照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读，社会主义的确不次于资本主义。所以，我拥护搞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但是，怎么个搞法，现在谁也不能说已经有了完整正确的答案。比方说，大陆现在有九个党派。是多还是少？我觉得太多，俩就行了，而且还都得是搞社会主义的。难道两个共产党就无法搞社会主义？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都代表资产阶级。咱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也可以都代表无产阶级。开个玩笑：如今社会学人口界有个提法，叫做“一个太少，两个正好”，有意思！
所以，我认为在那里纠缠姓社姓资的杨晓青充其量不过是在鼓吹一党制而已，而非社会主义。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都可以大胆地试。我和她不一样。只要是搞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复数），我都拥护。
我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以我的体验举例来说，移动通讯的牌照，我国一共发了三个。这会造成一些重复建设，也会造成一些竞争内耗。但是，发三个，而不是发一个，这太有必要了。为的是让他们互相竞争。如果就一家独家经营的话，谁能指望用户能监督他？谁能指望他仅凭道德就坚持“为人民服务”？他有什么动力、压力改善技术和服务？他会有一万个涨价理由而没有一个降价决心。而现在我根本不用操心监督这些企业，也不用关心他们员工的职业道德，我只要认真对待我的钞票就行了，因为他们会更认真，他们挖空心思搞降价促销搞优惠赠手机赠话费----一句话，竞争使他们生机勃勃，竞争使我等用户获益。
----当然，也不需要发太多牌照。银行、保险公司、石油等行业都是一个道理。
只要有竞争，就要有竞争的规则。正如踢球就得有裁判和规则。
宪政的道理，我想也不会比这更复杂。当然，这事儿比当年拆分中国电信那可复杂、敏感、艰难也危险多了，非得有大智慧、大勇气、大魄力者不可。非常之时，非常之举，需要非常之人。而且，这个“窗口”时机，会转瞬即逝（当年苏联高层不是没想过，可惜错过了时机。叶利钦崛起速度过快，保守派沉不住气出了“819”这样的昏招，戈尔巴乔夫很快失去了“掌刀”拆分苏共的威信）
可是我们总要迈出这一步。
至少比以后别人踩在我们的尸体、旗帜和破裂的国土上去搞资本主义两党制、多党制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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