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网

中共整风: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声明:本文转载自 「明报」, 或因排版与篇幅原因进行过编辑,内容未经本站独立核实,不代表本站立场、观点或建议。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核实后立即删除。 [ 免责声明 ]

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发言,强调了中共党内整风的决心,并表示要坚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好民主生活会,坚持开门搞活动。”

在当今中国情势下,习近平一改初上台时的自信与从容,看到党内问题形势严峻,于是以此为开端,展开了中共史上又一轮的整风运动。习近平要对从邓小平时代业已形成的顽疾动刀,让世人看到了他的决心与魄力,实为民之大幸。

其实在中共历史上,自如运用整风运动作达到各种目的的鼻祖,非毛泽东莫属。毛泽东时代,中共党内开展了三次整风运动,习近平或可从中借鉴一二,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要让苏联大清洗再现中国大地,更不要让延安整风的后疑症再次漫延。

苏联肃反运动

苏联的肃反运动,又称大清洗,或大整肃、叶若夫时期。是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以谢尔盖·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大清洗的目的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其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主要对象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党员。但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据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公审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逾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动,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达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叶若夫时期”。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理解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叶若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叛变罪行而受审、被判枪决。

助毛泽东夺权的延安整风

这场发生在中共党内的第一次整风运动又称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是1942年2月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所发动的一场政治和文化的运动,持续了约3年时间。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实行,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益服务的人被调离党内高层,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为确立。

毛泽东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展开整风,党校校长邓发加以响应,但其方针与毛泽东所期望有所不同,于是毛泽东亲自接任校长,并由彭真主持校内推展整风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总学习委员会用以领导党员和军队人员学习。由康生选拔各机关学校及军队中负责整风的干部,来督促各单位首长主持整风。

在康生的主导下,代表中央领导审干工作犯了“左”的错误。他夸大敌情,批评审干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特别是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出现严重的偏差。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运动中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在这场所谓的抢救运动中,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不仅青年知识份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中,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邓发、凯丰等人被整,逐渐从中共权力核心权中被剔除。非国际派的柯庆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陶铸和其妻曾志也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就连周恩来、彭德怀、陈毅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一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特嫌”。

50年的整风运动

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57年的反右整风

很多从事国史研究的人认为,1957年的整风实际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那是在波匈事件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但是要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

在这场运动中,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丁玲、钱端升、储安平、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沈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李景汉、吴景超、王造时、黄药眠、艾青、陈梦家等人,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

被划定的右派分子分别被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等,很多所谓的右派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

那些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但是在整风运动过后,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目标,反而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后来从58年开始,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1977年,胡耀邦主持为右派平反,在经过文革再次洗劫之后,最后活着得到平反的有十万余人。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