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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频现“双规死” 中纪委需警反腐指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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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19日,已被纪委部门“双规”近两个月的湖北黄梅县地震局局长钱国良因抢救无效死亡。其家属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伤痕。而不久前,浙江温州市某公司常委委员于其一、湖南省三门峡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贾九翔两人也在被当地纪委“双规”期间死亡,其中前者也被曝出身上有多处伤痕。对此,舆论普遍认定三人的死亡原因都是当地纪委相关部门在实施“双规”期间,对他们采取了刑讯逼供的手段。

有分析人士认为,纪委作为中共党内组织,并非国家机构中的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在进入国家司法机关之前便进行刑讯逼供,显然对法律权威和法治建设的构成了现实挑战。而且,在这场自上而下、层层施压的反腐运动中,不排除上级为下级制定反腐指标,而下级则应付式地按指标抓人的可能。黄梅县当地就有传言称,领导集体定下了反腐指标,一年要抓3个以上正科级干部。

由于地方领导集体大多已经结成了权力、经济乃至家族利益集团,被抓被反的人,更有可能是被排斥在该利益集团之外,无政治依靠和资源,甚至是正直清廉真正为人民为国家做事的部分人士。因此,中共在推动反腐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指标化的出现和对法治的破坏,将反腐纳入法律制度的轨道,将是摆在习近平、王岐山等人面临的重要问题和考验。

官员“双规”期间频死亡

湖北黄梅县地震局长钱国良于2013年4月8日被该县纪委部门“双规”,据传因牵涉经济问题。近两个月后的6月3日,钱国良终于获得家属看望,不过已经生命垂危。6月19日,钱国良因抢救无效死亡。医方宣称其死亡原因是“呼吸循环衰竭”。

然而,钱国良家属却在其被抢救时发现,钱国良双手指关节处有很厚的结茧和脓疱,腿上、膝盖、肘部都有大小不等的淤青。尤其是屁股有溃烂,出现两大块血肉模糊的洞。钱国良妻子声称,丈夫生前身体很壮实,几十年都没有住过医院。因此,其死亡原因与当地纪委的“双规”存在较大关系。事实上,在钱国良之前,也有两位官员在被“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北京时间4月9日,被温州市纪委“双规”的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于其一因抢救无效死亡,死后被发现全身有多处红色淤块。4月23日,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贾九翔也在“双规”期间死亡,官方称其死于“突发心脏病”,而其家属则反驳称贾没有心脏病。对此,舆论普遍认为,三人在被当地纪委“双规”期间极有可能遭到审理人员的刑讯逼供,而这些肉体刑罚应当正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

按照中共党内文件定义,“双规”是指“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如果完全按照国家机构中设置的司法程序来走,对官员的扣留不能超过24小时。而在释放后,他们很有可能会销毁证据,阻碍司法效力的发挥。因此,在司法调查之前对其进行“双规”,对于避免遗漏案情和犯罪人员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而且由于该规定权的行使由各级纪检委员会自行掌握,因此使之成为中共对其组织内部涉及党员人身自由最为严厉的强制手段。

按照中国对问题官员的现行处理传统,其流程一般是先行初步内部调查,调查基本属实再行“双规”进行深入调查,之后对其进行双开(开除党籍、公职),移交国家机构中的司法机关。因此,在进入司法机关调查、审理之前,中共内部一般已经对官员问题有了较全面了解,也对审判结果形成了权衡和妥协后的决议。之后司法系统的运作便仅是走走形式而已。以刘志军案件为例。此人自2011年9月被双规至2012年8月移交司法机构已有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刘志军的问题基本已被查清。而且据律师称,在2013年6月庭审之前,众多相关司法人员就已在秦城监狱开过一次“庭前会议”。

而在这次“庭前会议”后,案卷多达477卷的审判在短短3个半小时之内便草草结束。

可见,中共各级纪委“双规”权力的设置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案情调查,减少漏网之鱼,但是于司法体制之外另设庙堂的作法,依然是将司法作为政治和权力运作的一部分,不仅与中国司法体制内部既有机构的合法功能产生冲突,而且也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挑战。如果不正当行使,极易对法治造成较大程度的破坏。有观点指出,近期频发的地方纪委行使“双规”权致使人员死亡案例即“双规死”,已经为中共的“依法治国”战略敲响了警钟。刑讯逼供已经被中国司法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负责问题调查的公安机关也没有刑讯逼供的权力。而位于国家司法体系之外的纪委对个人进行刑讯逼供并致其死亡,已经是十分严重的杀人犯罪行为。按照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的要求,如果案情属实,则应当对其进行司法审判。

反腐应避免指标化

值得注意的是,钱国良家属曾听到传言称,“县里有反腐指标,一年要抓3个以上正科级干部。”这一传言其实透露出当前反腐行动中可能出现的一个需要高度警觉的信号。

自中共新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反腐就成为其施政的重心。经历早期中央与民众齐心反腐的局面后,中共领导层逐渐限制民间反腐声浪,改由自身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反腐。为推动反腐行动的继续进行,不仅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动约束纪委行为,频频剑指金融腐败,而且动员部署中央巡视组对省部级单位进行调查摸底。再加上中共领导层频繁表达腐败所导致的亡党危机,要打“老虎”和“苍蝇”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以及王岐山“以治标为主”的声明。可以想见,在进行面向全党的摸底调查之后,中共极有可能推动一场针对地方和基层的反腐行动。不过,出于稳定政权的考虑,这种反腐更可能采取仅限于党内的,自上而下的形式。这种形式其实也是依靠层层施压的上级对下级的领导权力。因而凸显的仍将是人治的主观随意性。在这种情况下,反腐指标化,即为完成任务,上级会向下级提出反腐的量化指标,并将其作为检验和考核的标准的现象极易出现。

在中共历史中,历来强调计划和目标的重要性。而在以往政治运动中,已多次出现指标化现象。以中共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为例,层层党领导为显示自己“革命”总是争相超额完成。只有200多名干部的司法部,划的右派比例高达16%。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中的右派占18----20%,《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划的右派占总人数的17%。现在不时前往北大声讨权益的闫桂勋就是因为当年所在班级为满足指标要求,而被划为了右派,并导致了持续约40年的冤案。而根据传言来看,已去世的钱国良也成为了反腐指标的受害者。而这种悲剧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反腐行动中在全国其他地区重演。需要指出的是,被划右派的人,并不一定真的是右派,被当作腐败典型来反的人,也未必真的腐败。被“双规”后死亡的钱国良和于其一亲属均坚称死者并无相关问题。而且二者被当地纪委怀疑有某种腐败问题“双规死”后,至今未披露究竟有无问题。

因此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地方和基层政权的体制和利益日益固化,并以权力、金钱、血缘等逐渐形成不同程度的利益集团,依靠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力量已经越来越难以撼动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集团。中国古语中就有“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的说法,在现在也基本适用。如果中共中央强行推动,为了完成和配合中央等上级的反腐任务,各级主政者极有可能向其下一级提出一些硬性量化指标。而面对这些指标,利益集团更有可能采取的做法即是将本集团之外,也就是不肯与其为伍,以及正直清廉、真正为人民为国家的工作的人推出去。这对中共执政建设显然将造成进一步伤害。

因此,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领导集体在反腐过程中,必须警惕和禁除反腐出现指标化现象,也需要对纪委自身的行为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约束。而其根本解决之道和保障仍然是将反腐纳入法治化轨道,强调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的作用,以法律制度约束自身和约束各级官场人员的行为。有腐则反,却不能制定指标为反腐而反腐。当然,法治的要义就是建立和遵守体制之外对官员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制度。从中共近30年历史来看,仅靠中共党内权力制约和监督,显然难以达到反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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