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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机构“三定”完成 大部制改革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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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的中国政府网消息称《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获国务院批准,同一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方案也获批准,至此,本次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的新组建部门“三定”工作已全部完成。这意味着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已完成阶段性任务,中国国务院从3月开始的本轮大部制改革接近收官,随后,下一级部门和地方配套的人事布局也会应时而动。

本次大部制改革方案从3月10日正式对外披露并随即启动。这是继2008年后,中国国务院再度进行大部制改革,其中包括撤销7正部级单位、组建3正部机构,国务院减至25部门,重组中央与地方关系,职能转换意味明显。之前有消息称,本次改革由总理李克强亲自主导,由以改革见长的副总理汪洋具体操刀。中国官方此前透露,本轮改革侧重政府职能转变及理顺内部关系,而非单纯的部门合并。

不要小看“职能转变”这四个字,要实现这个目标比机构撤并“难度要大得多”,因力其中涉及政府向市场、向社会、向下放权、削权,斩断利益链等问题。虽然李克强上任之初就称“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但是李克强也坦言改革要“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三定”指的是“定机构,定编制,定职能”,其中的“定编制”,因涉及敏感的人事问题,历来是机构改革的最大难点。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回忆,2008年“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一正九副”编制格局,便因领导职数过多颇受争议。汪玉凯还称,“本轮机构改革精兵简政幅度较小,并非裁减一些部门,因此人事安排问题带来的阻力不会太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务院进行了六次机构改革。评论人士称,只有1982年的改革可称为真正的改革,它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建设;让中国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减为3万;提高了中国政府的工作效率,为使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铺平了道路,有了此后30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1982年的改革被媒体喻为“精简机构的成功样本”。曾经在《大部制改革10年踏步 李克强操刀破局临考》建议称,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应该把目标明确设定为政府职能转型,提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的能力。“大部制”只应是这项改革的简称,而非以大为好,以大为美,其目的不应是合并,而是实现对政府行政管理与调控资源的更高效的配置。政府内部的机构调整并不必然改变政府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大部制改革”不能解决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监督,也缺乏归责与纠正机制的问题,就很难负起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重任,也难以避免“新瓶装旧酒”之讥。

早在3月两会期间,就有不少代表忧虑,大部制改革后,如何监督下放地方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严防出现 “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局面。目前,对行政权力的监管不是大部制能够解决的,但它却是大部制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政府管理颇有研究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和行政法室主任周汉华指出,在中国,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问题直接关系到监管机构与大部制的关系,也关系到监管机构能否顺利行使其职权。周汉华指出,受长期历史传统的影响,监管机构如果完全独立于政策部门,可能会在两者之间产生很强的疏离感,使监管机构无法得到部门的政策支持。反之,如果简单地将监管机构当作部门内设司局设置,又会产生职能不分与权力过于集中的“家长制”弊端。这两种教训中国都曾经经历过。因此,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既要考虑监管制度的内在要求,又要考虑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与行政文化的特点,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寻求平衡。

一直从事宏观经济及金融市场研究的财新网专栏作家王汉锋指出,近年来政府机构改革的效果之所以比较有限,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触及到了一个不可绕过的核心问题,即政府自身定位和权力监督的问题。权力和市场这两个东西,界限划分得好,就会“相得益彰”;划分不好,就会“狼狈为奸”。

而权力必须接受监督,这无疑是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共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之前曾报道认为,此问题绝非简单的机构改革所能奏效。最重要的是,新的政府部门的职能应该精简和转化,更加公开和信息透明,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退出各种价格管制,降低各种市场准入壁垒,逐步减少审批制的空间,增强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职能。可以说政府体制改革的“本”在于改变传统的政府职能,增强政府的公共性,增强公民社会对政府的监督,而至于采取“大部制”还是别的方式,则只是“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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