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的泄密事件让美国国家安全局再一次处于风口浪尖，舆论众说纷纭，有人痛心疾首高声痛骂，有人据理力争为其辩护，释放情绪之余，更有人是在认真地反思。
《纽约客》高级编辑亨德里克•赫兹伯格(Hendrik Hertzberg)近日撰文，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全文编译如下：
自六月的第一周以来，当《华盛顿邮报》与《卫报》做了新闻工作者的本质工作----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庞大的电话与网络讯息搜集计划作出了详尽的报道之时，全世界的眼球都为之吸引。这些都是高质量的报道。然而，从本质上看，这些报道更应该算是“确认旧闻”，而非“揭露新事”。因为早在这些报道之前，人们对国安局野心勃勃地“在世界范围内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的情况就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早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报纸、广播、电视等各路媒体就对美国国安局与其同盟情报机构主导的“梯队系统”(Echelon)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情报部门可以透过该系统，利用卫星接收装置、海底电缆窃听器以及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来对世界电子通讯进行大面积地下载和搜索。
在2000年2月，美国着名新闻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史蒂夫•克拉夫特(Steve Kroft)曾有如此一段开场白：“如果你今天跟朋友打了通电话或者发了封电邮，那么，你们的交流内容很有可能被这个国家最大的情报机构所截获并扫描。”
911事件后，每当此类秘密监视活动呈指数型扩张时，媒体总会尽其全力来跟进报道。在2006年5月10日的一份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就是一个例子：
“一名直接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士告诉《今日美国》记者，国家安全局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威瑞森公司(Verizon)与贝尔南方公司(BellSouth)提供的数据，对成千上万美国民众的通话记录进行秘密搜集。在其他独立的采访中，消息人士透露，这项国安局监视计的触手伸入了全国的家庭与商业通讯之中，积累了大量美国普通民众的通话----这其中绝大部份人根本没有任何犯罪嫌疑。这项计划并不包括国安局对通话内容的监听或者记录，但谍报部门却对通话模式进行数据分析，想要以此侦测到恐怖活动。”
2010年，《华盛顿邮报》记者在艰难而卓越的调查之后，总结到，“每天，国安局的信息搜集系统会截取并储存为数17亿的电邮、通话以及其它种类的通讯记录。”
时至今日，媒体对政府部门主导的秘密监视计划已经进行了许多报道，而今年6月的斯诺登泄密事件，又为此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真正有新意的还在于，斯诺登此次披露出的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局机密文件，如假包换。面对如此铁证，美国政府，包括总统，也觉得有必要出面澄清，至少，也得稍作解释。
在许多人眼中，无论旧闻还是新闻，大新闻总是坏新闻，这其中也不乏许多一直以来都能体谅奥巴马政策的人。“奥巴马政府现在信誉全无了，”一则《时代周刊》的评论叹挽到。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在推特上感言道，“到底仅仅是我，还是这个毫无节制的秘密监视计划如此无耻下作?”《国家周刊》(Nation)在头条宣称美国现在就是“当代斯塔西国家”(A Modern-Day Stasi State，斯塔西，前东德国家安全部，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
与此同时，各界对尼克森(Nixon，美国前总统，因被曝窃听竞争对手信息，即‘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与奥威尔(Orwell，英国作家、记者，以辛辣的笔触讽刺泯灭人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和追逐权力者而着称)的引述也大大增多。
而一直以来反对奥巴马政策的人也对此表示了同样非愤怒。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美国右翼电台主持人和记者，作家，自由主义运动者)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对美国民众的窥探行为，”证明了奥巴马政府的“极权本质”。格林•贝克(Glenn Beck，美国着名网络电视制片人、媒体名人、广播台主持人、作家、企业家、以及政治评论员，被誉为是保守派的政治评论家)在推特称赞“国安局的爱国泄密者”为“真正得英雄”，以及称其为“我一直在等待的人”。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则稍显冷静，认为奥巴马“将我们宪法中‘任何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视为无物。”我们有理由对情报部门的滥权、过度保密与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忧。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去保持冷静。因为，有个前提适用于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到的一切关于国安局的监视计划，也适用于所有关于它们的陈述与判断，包括你现在正在读的这些，那就是----一直以来，国安局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
所有关于国安局加于公民自由的威胁，就算有，也都是抽象的、推测的、模煳的。从计划开展至今，在差不多7年的时间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指出公民的言论、表达、结社的自由有因为这些计划而删减。也没有政治评论家因为秘密监视计划而遭到骚扰或者敲诈勒索。国安局平没有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活置于普通意义的“监视”之下。
《时代周刊》曾撰文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联邦政府搜集了每个美国人通话的全部信息，除了对话的内容之外。”但是，这一个“除了”却所言过广。政府搜集的讯息包括通话的时间、时常、电话号码，以及唿叫着与被叫着可能的通话地点。并且，它们将这些“元数据”都进行了数据储存。但是，除了极个别电脑判断需要进一步检验的之外，这些数据几乎都不会有人去看。另外，至少从2008年以来，要进一步检验通话讯息，还是需要依法申请法律许可的。
“不需要对每一个电话都进行跟踪，政府可以简单地就搜集到‘明确或疑似恐怖份子’的通话记录(包括通话内容)”《时代周刊》如此辩护道。的确，此话属实，但却属于循环论证且并不切中要害。毕竟，这些监视的主要(以及合法)目的是为了最好能在真正的袭击发生之前，找到及辨别那些未知的、具有嫌疑的恐怖份子。
这些评论家努力地为秘密监视计划进行辩护，他们竭力将关注点指向秘密监视计划没有给特定的美国公民带来的特定的伤害。但是，这并不意味这就没有伤害。伤害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是对支撑着这个开放的社会以及民主的整体的信任与责任体系的伤害。同时，秘密监视计划或许也伤害到了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社会与民主政体的这一现实，是对美国名誉的伤害。5月23日，奥巴马总统在一场激昂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他愿意重新审视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这张战争，就如同所有的战争一样，必须要终结，”奥巴马说，“我们必须定义这场斗争的本质和范围，否则它会反过来定义我们。”对于奥巴马所说的斗争，一方面在于，如其所言----“我们在安全问题和隐私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对此，“广泛的监视”会引起“相关的难题”。
鉴于本月的披露事件，好吧，总统先生，您可以再说一遍了。
如果说现在是时候对这场斗争进行重新审视的话，那么，就如奥巴马暗示的那样，此时也是坦率地对这场斗争的进行方式加以反思的时候了。
然而，对于秘密监视计划，美国内部争议不断、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对道德持有高标准的人都为此感到迷茫与困惑。然而，一昧地争吵是没有意义，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来妥善处理才是上策。但是，如果这个委员会要成立的话，它需要有：独立的地位、充分的资金支持、法院传唤的权力、以及深谙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的参与成员----这或许正是委员会恰恰需要的。
国家安全局的秘密监视计划代表着国家权力的一种令人不安的增长，但即便如此，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让国家多干出什么坏事来。
另一方面，奥巴马的“难题”也面临着新的危机：秘密监视计划真的行之有效吗?讯息源源不断地涌入，监视计划真的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系数来为它们如此大规模地截取私人通讯来辩护吗?更不用说因为这些监视计划引起的民主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了。国家安全局将他们大量的监视活动委托给私人公司的雇员，这种做法明智吗?毕竟他们最终还是为企业的股东服务，而不是为美国及其宪法。还有，建立这样一个情报巨兽意义何在?很明显，如果要让这头情报巨兽良好运行，就必须给很多人----超过一百万人颁发美国最高机密的安全审查许可证。这么做究竟有何意义?另外，一个心怀恶意但却奉公守法的政府究竟会以何种手段，来使用它的权力进而达到某些邪恶目的?
对这些问题的，至今，我们依旧知之甚少，所得了解仍然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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