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领导干部大多都是贪官吗”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讨论。文章把社会上、网络上提出的“领导干部大多都是贪官”的提法当作是一种调侃,是对干部队伍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认为这种说法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科学性。
文中提出的证据有几个方面。一是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的“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二是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人数占全部领导干部总数的比例比较低，三是领导干部做出的成绩在群众中口碑较好，四是目前已经构筑起对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全方位、立体化监督机制。文章还认为“如果没有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甩开膀子带领广大群众艰苦奋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世界公认的成就,也不可能形成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
文章把出现“领导干部都是贪官”的问题归结为“新媒体、自媒体巨大的聚集和放大效应”，是“人人都有麦克风”、“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公民现场报道’”,是对“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不满、政府不够公开透明引发的猜疑、消极腐败现象引发的信任危机、特权现象和阶层固化导致的负面情绪”。是“无官不腐”的错觉，是看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不顺眼的人,“故意抹黑我们的党、国家和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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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新华每日电讯关于“领导干部大多都是贪官”的提法并不代表舆情，社会上讲的更多是“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贪官”，或者“贪官都是领导干部”。这种对官员普遍贪腐观点的“共识”，并非是媒体的聚集和放大，更不是别有用心者的抹黑，而是一种客观且实事求是的现实，至少普通民众是这样想的。
文章对“领导干部大多都是贪官”错误言论的反证非常无力。
首先，习总书记对“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的判断只代表中央或者总书记自己，并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也无法代替贪官普遍的现实。
其次是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人数占全部领导干部总数的比例，只包括已查处的领导干部，没有涵盖全体领导干部。尚未查处或正在腐败的官员并不在内，否则就没有反腐任务艰巨一说了。你不真查实究当然就少了。
三是领导干部做出的成绩在群众中口碑较好是个伪命题，有点自吹自擂。口碑好的证明是什么？孔繁森、牛玉儒、杨善洲、任长霞、陈超英等领导干部只是当今领导干部中的先进人物或者是另类，这种典型人物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少之又少，并不能代表领导干部的主流。不信的话你拿出一个孔繁森，有人就能拿出十个成克杰式的领导干部来对应。
四是所谓的目前已经构筑起对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全方位、立体化监督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是空中楼阁，效果并不大，否则就不会出现领导干部贪腐普遍的问题，也没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命题。
五是领导干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和取得成就并不能说明领导干部就不贪腐。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还是一个结论不清的问题，既不能抹煞领导干部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国家基础、制度改革、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群众的奉献。领导干部工作绩效大能力强并不能代表不贪腐，有些时候越是出成绩的领导干部贪腐越大，问题越多。
六是领导干部贪腐的问题不是虚假信息和谣言，也不是别有用心人的故意抹黑，而是客观存在。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民间对领导干部的“谣言”最终的结果都基本属实，而抹黑领导干部的前提是有黑可抹，如果抹黑最终被证明是清白的，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政治攻讦将得不偿失。
显然，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政治远见，提出这样的问题只会带来社会对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的进一步追究。而做出的论证很肤浅和苍白无力，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作为一篇引导社会对腐败问题讨论还算不错，若出发点是为领导干部辩护则既幼稚又低龄，结果适得其反。
贪官现象是人性中恶的一面。
中国传统理念是“人之初，性本善”，倡导的是通过“修身”达到“齐家”，进而“平天下”。西方的价值理念是“人之初，性本恶”，倡导的是“赎原罪”，通过后天的教化来清除罪孽，用制度约束罪错。其实人刚生下来只是个“肉团”，并无善恶之分。是后天受物欲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善和恶的两面性。而贪欲则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这种恶的一面借助了官这个平台，得到膨胀和发扬。
既然恶是人性中的一面，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贪官。因为名利是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标志，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谁都躲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有物欲追求，谁当了官都会贪。区别仅在于多少或大小，或者说社会约束力的强弱。
贪官现象是封建文化的残留意识。
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的一种社会形态，由于其制度的缺陷留下了许多腐朽落后的文化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本文化是托起封建官场的主流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以官为本、“据公为私、依权制法、权法合作、以权制人”，以及宗法观念中的裙带关系、用人唯亲和皇权思想，造成了民族价值观的畸形。这种病态的社会文化像病毒一样被后来的社会继承下来，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官能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这些理念可以说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场，只是被所谓的个人价值所代替。
封建社会的法律是“王法”，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没有任何民主政治的成份。这就造成官场只受皇权制约，而不受民众制约和监督。这种法律与权力的合谋，使官员坐堂为官，下堂做匪。贪污腐化，仗势欺人成为常态，使社会公共道德走向沦丧。
越是封建社会时间长的国家，官员的腐败越严重。西方国家由于封建历史短，基督教的教化，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很快就建立了法治和分权制衡，其官员腐败程度明显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和封建意识根深蒂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毛泽东虽然非常重视对封建文化的改造，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清扫。虽然在建国后的27年间，官场腐败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却没有完全根除。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被搁置的情况下，官场腐败文化死灰复燃，而且走向了历史鼎盛时期。这其中既有制度建立的问题，也有封建文化回潮的因素。
贪官现象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失落。
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有人性恶的一面，封建文化影响的问题，这些都是主观的方面。而社会政治制度的失落，是官员腐败盛行的重要因素。
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分权、制衡、政党制、代议制、普选权和限期任职制，这种制度设置对遏制官员腐败有较大作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是集权、民主监督，一党制、代议制、民主集中制下的官员任免制和领导干部终身制。这种制度对官员的管理人治痕迹较明显，难以起到制约作用。
贪官现象是法治不完善的表现。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宪政治国。是以宪法为依据，以控制权力为手段，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是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是人民民主权利。虽然也提倡以宪治国，因为宪法是围绕社会制度制定，它的立场和规范的事物是与社会制度相适应。法律更多的是为了维护政治统治，是政治下的法治而非宪政下的法治。这种法治对于领导干部都是执政党内干部的情况下，对腐败的防护和监管显得苍白无力。无论是法院、检察院、监察机构、纪检机构都受党领导，存在着自己监管自己的事实。腐败发生在党内，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身上则是必然现象。
贪官的比例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事。
领导干部是贪官还是清官查了才知道，民众也只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才得出“是官都贪”的结论。
领导干部的清白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施政，严于律己的作风，财产公开的“裸身”。这些虽然不能完全证明领导干部的清白，却是重要的方面。
再好的制度也有贪官，再坏的制度也有清官。既不能因为出现几个败类就否定整个干部队伍，又不能以几个清廉干部代表领导干部的主流。
人们之所以对整个领导干部队伍如此低的评价，是因为中国国家权力已经碎片化，权力构成和运行方式存在着很大问题。国家体制和管理不规范，权力张力较大，监督制约系统运转不良。法治不健全，社会文化环境不健康，党的道德标准下降，腐朽的传统文化影响力大，价值观扭曲，领导干部不能洁身自好。
社会不健康是贪官滋生的温床。
前几年农村种生姜发财，亩产超过万斤的生姜有时年收入超过三、四万元。然而生姜也不是什么地儿都能种的，要选择土层深厚、透气性好、土质肥沃、有机质丰富的土地，既要灌溉方便，又要排水方便。同时要进行轮作，与其它作物交替种植。还有一个毛病，生姜容易生病，而且传染力强。一棵病苗有可能使一大块地绝收，几年不能再种。
显然，土壤是植物生长的必要条件，而不健康的土壤传染性极强。
现代社会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许多干部开始时是好苗子，混迹于官场后受官场文化的熏陶，慢慢就长歪了。在腐朽官场潜规则下，贪官能畅通无阻，而清官寸步难行。
既然特色社会主义下存在着贪官生长的土壤，就不能企求没有贪官。清官太过稀缺，只能转而求其次，在瘸子里面挑将军。
人们并没有过于期望官场清明，只是希望领导干部能在履行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少贪一点，不要贪得无厌。
笔者老家有位市委书记，因为走私和贪腐被双规。开始传说贪污受贿几十万，大家不以为然。包括有些退下来的老干部和群众都为他说情，因为他确实为地方做了很多好事实事。后来经过专案组的调查，他的贪腐数额直线上升。大家坐不住了，由痛惜转到憎恨。
其实一个市委书记或市长，平均每年贪个十万二十万的并不过分。像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王守业、谷俊山、刘志军这种高官平均每年贪污受贿一百万也不为过。终究他们掌管着极大的权力和国家资财，每月万把千的工资确实与他们的职责不成比例。这并不是高薪养廉，而是一种理性的分析。
他们拥有几个情妇小蜜也能理解，工作之余活动一下心情符合人性要求。只是他们太肆无忌惮，太贪得无厌，太腐化堕落了。动辄几千万过亿的贪污受贿，置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于不顾。糜乱无节制的私生活，极端的权力滥用。这些超出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腐败行为，不仅党纪国法不容，社会道德也说不过去。
人们咒骂贪官并不能说明群众的觉悟有多高，也不是多么的高尚与纯粹。这里面有对国家管理的不满，有对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的蔑视，又有自己没有条件贪腐所导致的心理失衡。
很多人口头骂贪官，把官称作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心里却巴望着当官。想着怎样才能当官，当了官以后如何安身立命，包括财色双收。
从这个意义上讲，谁当官都可能贪污腐化。因为官员的贪腐是人性中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制度失落，是法治的不完善。更重要的是社会状态为贪官提供了贪腐的条件。
在人人都有贪官意识的现代社会里，减少贪官的途径是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而思想文化的改造是长期的，是远水救不了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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