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爆发时，应桂馨在陈其美的默许下从容逃走，这事说来有些蹊跷。按说，此时离宋教仁遇刺已近半年，案情早该水落石出，但由于凶犯武士英已死、另一嫌犯洪述祖仍旧在逃，法庭审理一时无法继续，应桂馨也就一直羁留监所，无所事事。
陈其美
虽说是蹲局子，但应桂馨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什么被褥衣服，常换常新；美味佳肴，更是从不间断。更荒唐的是，应桂馨有抽鸦片的嗜好，最开始他还偷偷摸摸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到后来越来越嚣张，竟公然要求往里边送鸦片烟。上海检察厅也很为难，怕他寻死觅活，像武士英那样来个“死无对证”，到时更加被动，最后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大烟。鸦片问题上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必说了。
就算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等到1913年7月，外面早已是硝烟四起，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彻底撕破脸，打成了一团。不幸的是，革命党人毕竟是游击队，打不过袁世凯的北洋正规军，陈其美等人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后，残兵败将从南市撤退到闸北。一片混乱之时，值日高级副官周南陔向陈其美请示，说刺宋要犯应桂馨，此时还关押在城里地方监狱中，现在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时把他给枪毙了？陈其美此时正在黄兴公馆里，因为军务繁忙，昼夜不眠，精神十分疲惫，当时眼睛还闹毛病，双眼红肿，不能睁视。听了周南陔的请示后，陈其美考虑了好一阵子，说：“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向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说着，因为不能睁眼，陈其美用手作势，指着另一手心说：“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大意是，孙猴子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周南陔听后，也就此作罢。
这下，应桂馨的机会来了。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7月24日晚，监狱狱官吴确生被应桂馨贿赂，“任由应等由该狱大门而出”，同时逃出的还有辛亥革命时因杀死革命党而被捕的原江苏山阳县知县姚荣泽。
除狱官受贿之外，应桂馨的脱逃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另一说法是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前，革命军中一些士兵临阵溃逃，其中有二十几个被关在应桂馨所在地，等到陈其美大败之时，这些人立刻闹了起来，应桂馨也来了里应外合，带领囚犯暴动并顺利逃跑。在此过程中，有关“宋案”的大量文件档案也被毁弃一空。
周南陔后来说，革命军撤退时，陈其美未能及时将应桂馨明正典刑，似乎是一小小失着。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应桂馨最后还是报应不爽，没过多久就陈尸于津浦路车厢中，宋教仁先生的在天之灵，总算可以瞑目。
周南陔说应桂馨的逃走是陈其美的一小小失着，实则未必。从他的讲述来看，陈其美非但没有要处死应桂馨的打算，而且还有意放应桂馨一马，这是什么缘故，颇值得思量。也许是因为江湖友情，也许是作为祸水东引的对价，但不管怎么说，应桂馨是逃走了，但最后还是死了，只不过不是死在津浦铁路，而是死在了京津铁路的车厢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应桂馨越狱成功后，他得知洪述祖正在青岛德国租界避风头，于是他也立刻前去投奔。到青岛后，革命党人的讨袁战争已然失败，应桂馨心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次该轮到自己押对了，于是与洪述祖密谋一番后，公开发出两道要求“平反冤狱”的通电，第一道的大意是，革命党人此次叛乱，宋教仁实为祸首，武士英杀贼反而受祸，功罪难平，请中央政府从速颁发明令，平反冤狱。这道电文，应桂馨表面上为武士英喊冤，实际上是为自己表功。
见袁世凯毫不理会，应桂馨又发出第二道通电，称宋教仁是主谋内乱之人，却死有余荣；武士英为民除害，竟冤沉海底。国民党所实施的计划，都是宋教仁一手编制，如果没有武士英的奋身一击，如今民国真不晓得成了什么样子。我应桂馨因为这个案子，搞得骨肉分离，旧部星散，如今栖身穷岛，想想自己因为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接着又为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请中央政府一定颁发明令，要为我等申冤，云云。
这份电报还是没人理，应、洪两人很是失望。应桂馨去青岛，本是想问洪述祖要点报酬，但洪述祖当时也是漏网之鱼，情况并不比他好多少。在洪述祖的怂恿之下，应桂馨这个亡命之徒干脆豁出去了----上北京找袁世凯要钱去。
1913年10月20日，应桂馨大咧咧地从青岛跑到北京，随后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兑现“毁宋酬勋位”的诺言，并狮子大开口地提出要授予他“勋二位”和50万元。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也不是好惹的，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心到时吃不了兜着走。应桂馨说，不怕，我手里还有更机密的文件，不怕袁世凯不给我钱。这些话传到袁世凯那里，老袁当然很不痛快。
1914年1月18日晚，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的名义爬进应桂馨的住所，所幸应桂馨这天不在，来人翻箱倒柜搜查一番后即扬长而去。得知这个消息后，应桂馨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命大，躲过了一次突袭，下次那就很难说了。第二天一大早，应桂馨立刻收拾行李直奔火车站往天津逃命去。殊不知，应桂馨跑得快，别人反应更快，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应桂馨被不明杀手活活砍死。老袁果然不是好惹的。对此，袁克文倒是坦白的承认，应桂馨确实是袁世凯杀的。据他所说，“二次革命”平息后，应桂馨通过洪述祖介绍，称愿意效忠北洋政府，袁世凯假意应承，等到应桂馨入京觐见，袁世凯待其退下后，即对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说，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宋教仁死于其手，不可不诛之。雷震春说，应桂馨遵令投诚，杀之有违信用，如一定要杀，最好用暗杀解决。后来，应桂馨在京招摇生事，袁世凯即令雷震春速速行事。雷震春于是先派人警告应桂馨，一面让他赴天津暂避，一面安排杀手将之刺杀于途中。
雷震春派出的杀手是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离奇的是，这两个人后来也不得善终。据说原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时，袁世凯命郝占一赴陕听候任用，但不久即被杀。王双喜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不久也死了。这段杀手的故事有些传奇色彩，因系小人物，目前真假难辨。
应桂馨死后，家中已是倾家荡产，其遗下两个儿子在其死后生活清苦，十余岁即赴上海学徒，老大改名朱学勉，为宁波著名共产党人，后为革命牺牲；老二应野萍，后成为沪上知名的画家、教授。
应桂馨的故事讲到这里，下面说说洪述祖。刺宋阴谋策划之时，洪述祖正为嫁女儿的事情南下上海，当时手头比较紧，这大概也是他力促应桂馨尽快行动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洪述祖接到宋教仁已被成功刺杀的消息后，仍旧打算按计划南下嫁女及扫墓，并写信给应桂馨让他帮忙找个可靠便宜的女仆。
似乎在洪述祖眼里，刺杀宋教仁----这位未来的内阁总理----不过是件小case，或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小人之心，其毒可知；洪述祖之胆大妄为，可谓名不虚传！
直到应桂馨落网，洪述祖才意识到情况不妙。经验老道的他很快带着家人逃走，等到北京警方赶到天津抓捕时，洪述祖一家人早已不知去向。据查，洪述祖是3月26日闻风潜逃，其与家人先沿津浦铁路到济南，之后沿胶济铁路逃到青岛，最后化名“王兰亭”躲进了德国租界。由于案情重大，袁世凯亲自下发通缉令：“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携带女眷一人，乘津浦车至济南，由济南至浦口。此人面有红斑黑须，务饬地方官一体严拿！”洪述祖出逃时，因为带着夫人、女儿和仆人，目标比较明显，北京政府派出的侦探一路访查追踪，从天津到济南，从济南到青岛，费尽周折后，最终发现洪述祖已住进了青岛亨利饭店。从追捕过程来看，其中不乏惊险刺激的场面，这似乎说明北京政府当时是有心抓洪述祖归案的。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洪述祖真得到过袁世凯或赵秉钧的“特别命令”的话，这个场面或许不会发生。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洪述祖此时已是臭名昭著，德国驻青岛总督也知道了他就是刺杀宋教仁的重要嫌犯，随即将之控制。之后，国民党人要求北京方面派人前去交涉引渡，但德方称此时尚未承认中华民国，引渡没有法律依据，外交上难以实行。等到“二次革命”爆发，此事竟不了了之。
在租界的庇护下，洪述祖也是不甘寂寞。5月3日，正当国民党人为传讯赵秉钧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洪述祖在青岛发表通电，电文中，他一边极力吹嘘自己曾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一边又指责宋教仁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洪述祖说，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说”，行“植党营私之计”，企图“垄断政界，党同伐异”，这是“共争”不是“共和”，是“党派专制”，“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
洪述祖把自己扮演成爱国义士而不惜攻击抹黑宋教仁，这和应桂馨自拟的“神圣裁判机关宣告”倒有些像。租界巡捕搜查应桂馨家中时，不仅发现了大量密电函，而且还有一套印刷品，即所谓“神圣裁判机关宣告”，其中将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謇、赵秉钧、黄兴、李烈钧、朱瑞等人骂为“民国神奸巨蠹”，并声称将宋教仁判决死刑，先行执行，以儆效尤。很明显，这是一份故意混淆视听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洪述祖在自辩通电中承认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毁宋”仅仅是为了毁坏其名誉，不能认为是谋杀之证据。这个说法，似乎是为赵秉钧与北京政府开脱，不过从洪述祖后来被捕后的供词来看，这一表态貌似出自真心。因为从逻辑上说，洪述祖被捕之时，袁世凯、赵秉钧早已作古，如果他此时宣称自己是奉命行事，将责任推给袁、赵两人，那在法庭上将是最好的辩护，但洪述祖并没有这样做。
1918年，洪述祖在北京地方审判厅出庭受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赵秉钧对我说你是要避的，恐防暗杀。总统位分高，人够不到，我无时不出门，你在京恐怕毁了。将来带你到法庭就受了累。我本住在椿树胡同，因此就走了。我走之后，赵秉钧他们就到我寓处，将一切底稿全烧尽。不然，底稿存下，与我毫无关系。”洪述祖又说，总之，我所有与应桂馨往来函电都是奉上行下，尽官吏之职，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所知道的所谓“通谋”，在“毁损宋之名誉”，让他做不成总理，至于暗杀，我绝不知道。试问我与宋教仁无冤无仇，我欲杀他是图名还是图利？
洪述祖这段话或许只有一半可信，他说与宋教仁无冤无仇，杀宋毫无好处，这就在说谎。
从他与应桂馨的来往函电可以清楚的看到，里面充满了各种经济利益的算计，如“毁宋”成功的话，领赏三十万，按“折三分一”，他可得十万，如何不是图利呢？
说起洪述祖后来的被捕、被审、被杀，也是一件离奇事接着另一件离奇事，真可谓天道循环，报应不爽。洪述祖开始在青岛做寓公，后来又潜藏上海，正当他以为大家都把这件事给忘干净时，一直追凶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及宋教仁秘书刘白发现了他的踪迹。1917年4月，洪述祖在大街上被宋振吕及刘白堵住并被暴打一顿，之后又扭送租界巡捕房。当时，为父报仇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才15岁。
1918年9月26日，洪述祖被引渡到京师地方审判厅后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当年12月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二审维持原判，洪述祖仍不服上诉；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民国时期没有“上诉不加刑”的规定，洪述祖原本判的是无期徒刑，两次上诉后反被大理院重判为死刑，而且是终审，这回洪述祖是没法上诉了。1919年4月5日，洪述祖被执行死刑。当时因为黎元洪大总统下令废除斩首而提倡绞刑，因而特意进口绞刑机一架，洪述祖很“幸运”的成为最早的试用者之一。按说，绞刑应是全尸，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洪述祖在行刑过程中竟然身首异处，据目击者称：“他的头掉了下来，沉重的尸体落在了地上。”这可真是件咄咄怪事。或许是因为太胖的缘故，也可能是操作不当的缘故。总之，他的家人后来打起了官司，据说还获得了一笔赔偿。
被执行死刑前，洪述祖给自己写了一份挽联，曰：“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洪述祖的表弟、曾代理江苏都督的庄蕴宽也给他写了一副，“古来才大难为用，夙世因多可奈何”，大意是，才大伤身，胆大害命，爱莫能助，不谈也罢！洪述祖的姐夫赵凤昌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将来罪名至洪述祖止，转瞬雨过天青矣。”意思是，“宋案”也就追究到洪述祖为止。赵老不愧是懂高层政治的人。
最后再说一下陈其美。也许是报应，一向善于制造暗杀事件的陈其美，最后也被人所刺杀。1916年5月18日，正积极筹备反袁的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凶手逃逸。当时革命党人都认为这是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此时袁世凯已是重病缠身，他的死亡日期为6月6日，期间相距仅18天，都这份上了，还要去安排一场暗杀，未免太为难袁总统了。
多年以后，“狗肉将军”张宗昌承认是自己派手下程国瑞干的这票，当时张宗昌在江苏督军冯国璋手下做江苏军官教导团团长，冯国璋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时，赏金是5万元。张宗昌是辛亥革命时从海参崴到上海投奔革命的，当时拜在了青帮大佬李征五的门下，陈其美既是他的上司又是同门，这次却一点也没有留情。
张宗昌接到任务后，派出程国瑞等人假装富商打入陈其美设在上海租界的秘密组织并买通其部下，等关系混熟后，程国瑞等人假称有笔生意要做，请陈其美做个中人并答应付给一笔报酬，双方约好在某住所会面。陈其美当时筹划革命正急需钱款，于是信以为真，按约前去。到那里后，陈其美被程国瑞等人枪杀，杀手很快逃之夭夭，未留下什么线索。对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袁克文曾做如下总结发言：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陈其美、应桂馨，应桂馨被袁世凯所杀，陈其美也遇刺而死。涉嫌宋案的为赵秉钧、洪述祖，赵为仇家毒杀，洪述祖后来也被法办绞死。至于直接行凶者武士英，当时即被毒杀灭口。由此，宋教仁之仇已报，可是，自己老爹袁世凯的冤枉却至今未能洗清。
袁克文说老袁冤枉，那么，在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中，谁冤屈、谁受益、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受损害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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