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媒体6月25日大规模报道,中共掌门人习近平近日召集政治局专门会议总结稍早前旨在改进中共工作作风的“新八项注意”落实,并以此力推即将发起的新一轮整风运动。习近平在席间向代表中共最高层的政治局明确5点要求,呼吁其率先垂范,“正身以驭下”,对政治局的警示意味明显。与此同时,此次会议重申整治官场四大风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官员待遇给予“标配”保证。分析人士认为,给予官员适当物质保证的形式破除中共之前单纯依赖强力震慑的铁腕手法,可能会形成一种柔性防腐手段,为反腐降低阻力。然而,此方式又绝非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模式,它是对现时中共腐败积重难返情势的务实反应,反腐奏效并非不可能。
最高层被“训话” 习近平“挥刀”整风
去年的12月初,接登大位不足一个月的习近平便在喊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战斗口号时下令政治局出台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其内容虽具体而微,但剑指官场积弊,表明了习近平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意图。
稍早前的4月份中共首次向外界释放“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内容的整风信号,至6月18日习近平首次召集7大常委等中共高层参加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为即将掀起的整风运动造势,其规格之高,态度之果决,大异中共近年的历次类似活动。习近平当时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他还讲此次整风视为一次严肃的“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而在之前的判断中也相信,具有毛氏情节的习近平深知中共今时不同往日,亟需一次雷霆万钧、清风扫落叶的强力整风运动荡涤官僚习气,一扫积久执政产生特权思想。而今,习近平在6月22日至25日召集高规格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强调从中央政治局开始以身作则,改进作风,并对中央政治局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包括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全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5点要求,其用意指向已然明确无疑。有分析认为,此次对中央政治局的要求细化,是对此前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要从中央政治局抓起”之言的践行,习近平整风已将“刀”伸向中央政治局。
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担负起使命,事事从自身做起。“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决策,坚持重大问题按规定请示报告,用实际行动树立中央政治局高度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良好形象。”
外界分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共地方腐败横行映射的正是当今中共高层的根源问题。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前有陈希同、陈良宇落马,后有薄熙来涉嫌5大罪状收押待审,即使政治局层面尚且“藏污纳垢”、害群之马屡现,遑论天高皇帝远的遍地层出不穷的为非作歹的诸侯?
中共反腐“新思维” 习怀柔官员吁保证待遇
中共十八大后,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领衔的反腐领导团队迅速在全国掀起铁腕反腐的高潮。从党政部门到金融国企、从地方大员到中央部委,王岐山的反腐之火着实令某些贪官为之胆寒,心怀惴惴。
然而正如当时王岐山问道反腐专家时所称,反腐更在制度的创建。有学者分析王岐山“反腐”思路,称其核心思路是从整肃自身队伍开始,加强制度化的整合,通过先头部队“火力侦察”摸底,为以治本为导向的制度反腐赢得时间。如今从中央巡视组改革入主各巡视地方,到勒令各地官员上缴各种会员卡清理“会所腐败”,昔日以“救火队长”著称的王岐山正转向挖掘预防腐败的主动出击。
作为王岐山的强力支持者,习近平在此会议中阐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的同时,要求找准“四风”的具体表现,突出重点加紧整改。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着力整治跑官要官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着力解决吃拿卡要问题,着力解决接受会员卡、商业预付卡问题,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各种节庆、论坛、招商会、国际性会议泛滥等问题,着力制止滥建楼堂馆所问题。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警卫、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落实不赠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云云。其中对领导官员的超规格待遇的囿限更是前所未有,有学者称其为中共遏制腐败愈演愈烈的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创新,值得期待。
从另一方面讲,即使自身并未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但中共“享国”日久,内部利益集团固化趋势严重,俨然有重蹈苏联僵化的官僚阶层的先兆。而这也正是近年历届中共高层忧心如焚、所谓“腐败亡党亡国”的厉声自警不绝于耳的原因。此次对中共官员待遇的囿限若能从制度上重新树立一个圭臬,瓦解政府雇员以“腐败”固化利益格局的内生动力,势必将为中共推动反腐消解阻力立下战功。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共当下的反腐以“铁腕”为治标手段树立权威,而再以制度(囿限权力集中以及保证适当待遇)的治本之术的思路已然清晰,若能身体力行,习王反复战取得实质进展并非天方夜谭,甚至说可以说胜算颇高。不过,有人将中共类似柔性预防腐败的上述手段归于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模式,但高薪养廉本身即为一种误解,新加坡通行“参照私企”的定薪规则只在政治精英阶层具有适用意义。而在中国历史上,宋太祖改变五代的低俸禄制度发布“省官益俸诏”却徒费公帑,而清代雍正年间推行高达官员本薪10倍到100倍的“养廉银”,地方贪腐情况却仍为史上之最。不过时评人士推测,中共此次规限官员秘书、用车、住房等一应待遇,可能走的路线是“适当生活品质”的“养廉”,这是更符合于社会主义概念的养廉方式,所以完全无必要高估其负面意义。
观察人士称,中共怀柔党政官员显现王岐山当下的反腐风格,也是习王对中共腐败现状的深刻体悟和对反腐阻力的充分评估下做出的务实之举,在当下向腐败势力全面宣战显然并非明智之举。
事实上,对于腐败痼疾的认知与论战,中共内部乃至学者间从未停止。自6月6日起,中共喉舌新华社下属的《新华每日电讯》日前连发三篇重磅文章《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真的是“越反越腐”吗?》、《政党制度与反腐败》,反驳“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越反越腐是谬论”、“中共一党专政不利于反腐”等观点,无视中共两代领导人“腐败亡党亡国”的警示对中共腐败讳疾忌医无算,还炮轰他人抹黑中伤。
而在去年刘志军案甚嚣尘上之时,《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更是因为抛出“适度腐败论”的奇谈怪论遭到各方舆论的围攻。在那篇著名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社论中,《环球时报》宣扬“腐败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在民众允许的程度”,被指为公然为腐败张目、为贪官背书,不是一剂医治腐败的良方,而是一副麻痹民众的毒药。当然,此中还有不乏学术中的名流为中共腐败扼腕叹息者。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游说中共“以赦免换反腐支持”,鼓吹对贪官污吏采取认罪坦白后既往不咎的态度。此观点颇有力挺者,如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如果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如果用“绝不赦免”的方法,抵抗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炎黄春秋》主编吴思以及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认同此论。不过,这一主张并未顾忌普通民众对贪官的心理容忍,毕竟捷克总统克劳斯(Vaclav Klaus)2013年初便因为特赦腐败官员引发众怒晚节不保的前车之鉴犹在,试问中共哪位领导人敢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