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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证明:施政再努力也难抵制度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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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指,检视梁振英上台1年来的处境,会发现梁振英走着与董建华同一轨迹,就是现行政治体制畸形情况下,无论工作多么努力,施政都难以踰越制度的阻力。

据6月26日发表评论称,特首梁振英上台1年,可谓非常努力,然而,1年政绩毁多于誉,民调是左证。就具体施政,市民仍然未能感受到有什么改变,这是事实;但就经济、社会、民生等范畴施政理念,梁振英政府展示了与曾荫权政府不一样的企图心,这个也是事实。不过,若超越具体政策范畴,检视梁振英上台1年来的处境,会发现梁振英走着与董建华同一轨迹,就是现行政治体制畸形情况下,无论工作多么努力,施政都难以踰越制度的阻力。事态再一次说明,政改只作形式上普选,不能根治香港的管治问题,必须在行政和立法领域有合理改变,体现真正的相互制衡和配合,香港才有可能走出管治困局。

梁振英应迎难而上 “复出”与市民沟通

过去1年,梁班子丑闻缠身,政府管治威信大受打击,固然与品格审查未尽严谨有关,而梁班子应对危机手法拙劣,使人质疑他们的基本能力有问题。例如梁振英就自家大宅僭建处理拖拖拉拉,行政会议成员林奋强卖楼自爆涉嫌违规付佣金,被视为梁班子幕僚长的张震远经营的商品交易所财务状况早有问题,却未果断处理,致爆煲时进一步重创梁班子等。连串丑闻,若是“总有几个头畀你斩”这句话的脚注,则事态乃梁班子自找,与人无尤。

检视梁振英政府首年施政也非一无是处,例如就应对深层次矛盾开展了一些工作:(1)在土地房屋问题,梁振英政府与曾荫权政府确实有根本性不同,回归长远规划、部署长期稳定供应的政策目标;(2)重设扶贫委员会,首次制订“贫穷线”,要从根本上处理贫穷问题的决心,甚为明显。诸如此类问题,继续做下去,或许到这一任政府后期会初见成效,不过,若梁振英调整个人因素,就制度掣肘找到突破口,扫除一些施政阻力,则社会、民生政绩或许较可寄望。一年下来,梁振英斗志依然旺盛,但好像已经失去了与市民沟通的意志,与他在竞选特首时的变革形象,有巨大落差。竞选特首时,梁振英以一张板櫈、一本记事簿落区,一句“全民写政纲”,拨动多少人的心弦,特别在曾荫权政府后期官场一片浊浪声中,梁振英宛如一股清流,使人憧憬会带来变革和希望,市民对他的支持率由单位数字陡地猛升至超越唐英年,最终以大冷门胜选,登上特首大位。

竞选期间,梁振英说过做特首之后仍会落区,他这样做过,但是每次都遭遇激进政团或团体围堵,秩序混乱,但是梁振英以极端做法应对,不再公开落区,而是私访一些特定地点,由“官媒”拍摄行踪,发放给传媒。这种单线宣传,与市民期待的“公众参与”相去甚远,形成客观效果梁振英躲了起来,从公众的目光消失。

直接与市民沟通、对话,是梁振英胜选的其中一个促成因素,是他执政力量的泉源,落区遇到围堵、冲击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梁振英不应该就此屈服,应该想办法在公众场合直接面对市民,争取支持。梁振英经常说要迎难而上,重建与公众的关系,建立良性沟通互动,就属这类事务,梁振英应该尽快安排“复出”。

庸碌之辈难膺大任 执政管治没有实习期

制度阻力方面,除了特首与政府在立法会并无稳定执政联盟,致使施政举步维艰之外,特首的孤家寡人困境,在董建华和梁振英身上都体现出来。

曾荫权由于公务员出身,重用政务官施政,处境较好。

董建华和梁振英当选特首前,都曾经做过行政局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但是于实际管治,他们只能算业余人士,既非职业政客,更不是技术官僚。以梁振英为例,他多年来在报章发表论政议政文章,有目光、有识见,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特首1年,施政表现与他在文章予人的憧憬是两回事。另外,由于分属业余,董建华和梁振英当选后实时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组班问题,特别是梁振英与唐英年争逐,导致建制阵营撕裂,众所周知,梁振英物色主要官员人选,连番碰壁,未有足够的能人志士投效,使主要官员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情况,过去1年,个别官员在实战中的表现和质素,不闯祸已属万幸,拿出亮丽政绩肯定是奢望。

另一个是进入角色问题。以梁振英作为管治团队龙头,尚且要时间适应(若非这样,他不致被梁

班子的丑闻搞得焦头烂额),至于一些主要官员,一头栽入官场,更是宛如白丁,一切从头开始学习。年轻人初入社会工作,容或有一段实习期,但是,特首和主要官员宣誓就职之后,就要负起整体管治责任,并无“实习”空间。目前梁振英政府的困境,恍如一场球赛,开波之后未实时进入战斗状态,被对手攻入几球,要平反败局,难矣哉!

业余人士忽然成为职业政客、主要官员要有实习期过渡,是梁振英政府开局不顺,落笔打三更的主要原因,与梁班子成员原来的属性和身段有直接关系。而这是特首不能有政治背景,缺乏政党政治长期培养政治人才,可以随时领导和运作一个政府的恶果。

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说梁振英很勤力,较上届政府更重视民生关心基层,另一名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则说对管治班子的努力,她会给“90几到100分”,云云。但是,勤力、努力不等于管治能力,当年董建华是有名的“7-11”工作狂,即是由清晨7时做到深夜11时,但是效益如何?因此,施政不在工作时间长短,在于是否得其法,个中除了特首和主要官员的个人能力,更关乎是否可以跨越业余阶段和实习期,立即进入角色,这个就需要体制上作相应调整,政党政治是最好出路。检视梁振英政府1年施政绩效,再次证明现行体制的缺陷,若不作调整,即使换其它人做特首,也只会重蹈覆辙,香港的管治不可能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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