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7日,在位于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的50层京城大厦----中信集团总部,掌舵这个中国金融巨头近11年之久的董事长王军因“超期服役”卸任,原总经理孔丹接任董事长,刚刚从建行辞职的常振明被任命为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由此向前追溯,十年前,1996年隆冬,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由香港孤身前往北京,来到这座大楼,拜会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王军。
《中国证券报》形容说,刚毅的王军与平和的荣智健之间的“对弈”,是关于中信泰富的管理层持股。据中信集团人士回忆,彼时中信集团内部对荣智健此行的结果并不看好,因为在荣氏抵达北京之前,荣智健的诉求就已传到北京----折价由管理层受让中信泰富的股份。
据说当时中信集团内部的高层,都不相信性格刚毅的王军会答应荣智健的请求,但最终王军却在受让协议上签字,同意以25%的股权配售3.3亿中信泰富股权给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氏独得。“我 们最开始都不明白,王总怎么会最终批准这样的条款,但后来我们听说,荣智健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做了工作。”而其选择的着力点,更是甚为巧妙地利用了“97 香港回归”的大势,放股于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并且展示了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其结果表明,荣智健此举甚为有效。
12年后,因中信泰富炒汇巨亏而赴京求援的荣智健,据说除了拜会中信集团的在任高层之外,也与已经退职的王军会面,但二人交谈并不在中信大厦,其内容也鲜有人知。
虽然王军自称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很多事情都是班子讨论决定,但他也曾对媒体坦陈说,当初决定出让中信泰富股份,是自己的一次“独断专行”。
当 时,他独自决定出让中信泰富18%的股份,签字的时候每股32元左右,正式出让时股价却上涨到38元左右,18%就是“6亿股,每股差了6元钱,国有资产就有36亿元的流失”。而且,随后股价还涨到了58元,于是这件事情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国有资产最大的一次流失”,也有人认为有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为此 王军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提及这段往事,王军说:“上级领导跟我谈话,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是无组织、无纪律。当时我都想好了,无非是撤职,因为我是公司的头儿,有什么问题必须是我来承担责任。”
王军表示,自当上总经理后,他就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好多,“之前当副总经理,只要管好业务便行了,但当上了总经理以后,要兼顾政治问题了。”
王军谈起这件事时报以难得的一笑,“可以说这是我在中信唯一一件‘独断专行’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是经过我们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的。”对 于此事,王军有自己的理由。王军说,即使为这件事情而被撤也值得,这是为公司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当时公司正处于“生死边缘”,内部的危机刚刚度过,外部 的危机又扑面而来,必须当机立断。有一笔账必须得算一下,创建中信泰富的时候,公司只拿约两亿元的资金,公司不但收回来100亿,而且还保持了在泰富的控 股地位。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算是“国有资产增值保值”。
尽管当初王军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也有中央领导找他谈话,但结果王军并没有被撤职,有时候这件事情还被人当作“成功案例”津津乐道。
《世界财经报导》称,如果没有当初的“独断专行”,而去履行很多程序,这件事可能做不了,而且正是这次王军的“独断专行”,让中信一下子到手108亿元资金,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信独自渡过难关,王军说:“我们没向国家伸手去要钱。”
在 王军退休后,有媒体称,王军本来可以在中信任职至2006年年底或更长时间,但为了领导班子的平稳过渡,他主动提早退位让贤。由老成持重的孔丹与金融界少 有的“优秀人才”常振明接掌中信,王军感到十分放心,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王军也为他27年中信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正如中信集团新闻发言人所言:“中信公司经过27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以金融为主业,涉及众多领域的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王军同志为中信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可 以说,没留任何败笔与遗憾。”中信的这位中层如是评价。的确,当时的中信在业内的地位与发展势头足以让王军感到安慰。10年来,中信的总资产从1000多 亿元增加到近8000亿元,净资产从100多亿增至现在的500多亿元。更重要的是,经过内部整合之后,中信的资源协同效应被成倍地放大。评价王军在中信的27年是困难的。一个中信干部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坚持认为,“王董事长非常低调,而且善良、实干、仁慈、敬业,退休了很可惜。不过,他退休前建议的接任班子很成功,各方面都很强。”
王军希望的是,中信能够通过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与世界级的对手竞技,并由此进入真正意义的全球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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