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这曾是一段神秘的日子。事实上，“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两个凡是”的纠正、中国未来航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会议会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充分准备”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胡丹接到通知，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1978年深秋的一天。
胡丹随手揣上20斤粮票和一些现金，去京西宾馆参会。按当时的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胡丹至今清楚地记得，每天伙食费5角，粮票1斤。“谁知，会议开了整整36天，我不得不中途回家取粮票。”胡丹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胡丹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会期原定20天，后来延长到36天。一个会开这么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3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为期5天。
绝大部分记录中国改革的书，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不多。这两个会到底是什么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一开头就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于光远当时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从头至尾亲历了这两个会。他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对《公报》的这句话作了这样一番解读：“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
可见，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
冤案未平无法讨论经济工作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标准像，悬挂在主席台的上方。会议期间，很多与会者晚上还饶有兴致地去观看主办者为大家放映的内部电影。
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和邓小平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9人，接到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对于参会人员，于光远有两点评价：一是规模不小、规格不低，够得上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水平。二是会议参加者的成分不错。从参加者的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
华国锋在开幕讲话中为会议确定了三项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接着，华国锋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华国锋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三次离稿讲话。他讲了很多经济建设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的有利条件，还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华国锋批评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机关存在的同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海申请进口一套设备居然要盖18个大印。他还说，我国经济工作中“笑话很多”，特别批评我们不重视市场竞争。
坐在台下的于光远全程听了华的讲话。于光远事后评价说，对于华的讲话，“大家----包括我在内----是比较满意的。”“华国锋的确是一个热心建设的人，情况掌握得不错，思想也开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确想好好地干出一点名堂来。”
但同时，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还在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
其实，出席会议的很多人是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然而，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件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能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陈云“放炮”捅破“窗户纸”
刚刚开始分组讨论，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就在东北组作了一个爆炸性发言。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等61个叛徒案，他们出“反省院”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和1940年，中央组织部相继作出决定，就是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后来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审查可以恢复党籍。陈云提出，这些同志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的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当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
陈云的发言，可谓“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倘若从1962年算起，陈云已经保持沉默14年了，除了1977年3月，他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书面发言，但那次的发言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这次，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组扔出的这6颗“重磅炸弹”。
其实，一些老干部对陈云“放炮”并不感到意外。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就一些问题有过沟通。
张爱萍之子张胜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情。张胜的弟弟张品，当时是王震的秘书。工作会议前，王震曾委托张品，就“61个叛徒”问题征求了张爱萍的意见。
当时的中国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干部子弟经常充当老干部之间的联络员。张胜说，张品是一个，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儿子叶选宁，以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都是当时十分活跃的“联络员”。
叶选基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老同志有过串联。叶选基和这些老同志的子女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担负着通告消息的任务。叶选基说，串联的中心议题是“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主题。然而这时，华国锋已经很难让会议按着他的轨道运行了。华国锋在陈云发言后的第二天，要求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可是，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作出强烈回应，从而把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呼声推向高潮。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6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7?20”事件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建议。
这些在党内享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重炮。
此时，华国锋只有对“天安门事件”等做出明确表态后，才有可能引导会议进入经济问题的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了9条决定：1.关于“天安门事件”，他承认“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并且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2.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为“二月逆流”平反；4.为薄一波等61人平反；5.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平反；7.为杨尚昆平反；8.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文革”中的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点名批评中央副主席
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197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图为华国锋等在主席台上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作为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两个凡是”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然而，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打破这个新的“本本主义”。这条“破冰船”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从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真理标准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以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此，会议开幕不久，许多人就在分组会的发言中讲到这场讨论。11月25日，华国锋宣布9条决定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11月26日，胡乔木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他说，真理标准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也是政治问题。
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纷纷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江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
关于这件事，于光远后来有过详细回忆----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不过，于光远他们也有顾虑。毕竟，这是在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副主席。他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再这样做。但又觉得不便这样做，因此就决心自己担当这个责任。
于是，26日，江一真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汪东兴。随后，杨西光、于光远也批评了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江一真披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披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们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胡绩伟就是其中一个。胡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对事情发生的经过很了解，所举材料更为具体。在他发言之后，批评这位副主席的人更多了。
担任会议简报工作的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胡丹说，最长的一份简报42页，整个会议出了400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以往都是由服务员给大家倒水，这次会议，主办者给每个会议室准备了两个暖水瓶，与会者自己倒水。胡丹记得，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于光远他们事先担忧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没有因为批评了中央副主席而受到指责。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
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
他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于光远说，对华国锋的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他“承担了‘两个凡是’的责任。一个在党内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就我所知，这样的事似乎没有，至少是很少。”
邓小平再度出山
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作了这样一个注释：“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振聋发聩。
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但并没散会。与会者继续分组讨论了两天，会议到15日才结束。
3天后，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中国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阴影中走出来，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
相关资料：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工作会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触及和深入讨论了问题的不是三中全会，而是工作会议。
高层最初考虑，中央工作会议开20来天。由于与会者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做了相当激烈的讨论，所以会期延长了。又由于会议提出了调整高层人事问题，所以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共36天；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始，22日结束，只开了5天。两个会议一共开了41天，所以人称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
历史问题的提出和陈云发言的反响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解决六个问题：第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第二，“文革”中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的问题；第三，陶铸、王鹤寿的问题；第四，彭德怀的问题；第五，天安门事件问题；第六，康生问题。陈云认为，中央对这六个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考虑和做出决定。许多著述都称陈云的发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说这个发言“打破了沉闷”，“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著述还说，陈云发言之后，会议便“突破”了原定议题，开始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这个说法恐怕与事实有出入。事实上，会议一开始讨论，与会者就提出了历史问题。据与会者于光远回忆，陈云发言的当天，别的分组有些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如西北组就提出了做好重点转移必须平反冤假错案，如解决“六十一人”不是叛徒的问题，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等等，提出要把查清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文革”中的问题列入议题等。于说的还是陈云发言当天的情形，而《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提供的材料显示，陈云发言的前一天，李昌、陈再道、吕正操、傅崇碧等人就已经在各自分组会上提出了天安门事件问题。前不久发表的叶选基的文章也说到，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就在发言中提出了平反天安门事件的问题；第二天，即11月12日，吕正操、陈国栋、金如柏、姚依林也提了同样的问题。叶文注明根据的是会议简报，应当说具有史料的权威性。这说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既不是陈云最早提出，也不是陈云一人提出。
当然，以陈的资历和地位，有的与会者对他的发言做了直接呼应。但是，关注历史遗案是与会的高层老干部的共同心理，他们在陈云发言之前或同时已经发出呼吁，陈云的发言自然不会令他们意外。
“一石激起千层浪”、“爆炸性发言”等等说辞，恐怕只能说是一种过度形容。陈云后来有关经济工作的发言，倒是的确引起了与会者的较大反响。
胡绳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
会议期间，有一个人的会议发言的确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这个人就是胡绳。胡当时是毛著编办（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同时兼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但主要工作在毛著编办。毛著编办当时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认为是“凡是派”的阵营，汪东兴是主任，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都在这个办公室任副主任（熊复1978年5月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胡绳其实同“两个凡是”的社论没有什么关系，并没有参加社论的起草。“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也不见胡绳反对的材料。但他在工作会议上的一番发言，谈到了这个讨论，引起众怒。11月27日，胡绳在东北组发言，对报刊上的文章和各地、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有关讲话表示肯定，但认为有人宣布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这是一种八股老调，做这种宣布是轻率的。胡绳是有所指的。1978年7月，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会开得很隆重，影响很大。周扬做了一个讲话，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周扬是近代中国“普罗文学”的代表人物，左翼文艺理论家。“文革”前，周扬整肃过许多文化界人士，被称为“文艺沙皇”，但“文革”中他自己又被当作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首打倒，并被投入秦城监狱。“文革”之后大概是大彻大悟了，说了这么一番话，人们当然非常注意。
胡绳是一介书生，长期以来又是“笔杆子”，谨言慎行，但“文革”中仍然被打倒，受到批判。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开始触及长期以来奉行的极左意识形态，胡绳担心牵涉毛泽东，引起政局不稳，而没意识到这场讨论的确不是限于理论问题的争论，而且是一场关联政治的较量和博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命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之所以引起争论，就是因为它的实质就是政治。会议一开始，就有许多与会者谈到了“真理标准讨论”，但尚无争论。胡绳一发言，很快遭到六个组的“万炮齐轰”，使得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突出议题。许多与会代表纷纷批评胡绳，同时批评毛著编办的几个负责人，认为毛著编办是一个思想不解放的单位，是以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盘踞的地盘。与会者从1977年“两个凡是”社论开始，一直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历数汪东兴、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人在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的错误。并且提出，中央要对“真理标准讨论”有个正式说法，要充分肯定这场讨论。所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说“这个讨论好，越看越重要，越看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三中全会的公报也对讨论做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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