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斯诺登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一个敢于揭露美国政府广泛监视监听全球互联网“棱镜”(PRISM)行动的中情局前雇员，来了，藏了，走了。从5月20日到6月23日，从香港到莫斯科，从冰岛到厄瓜多尔，飘忽转进，峰回路转，结局难料。香港特区政府以资料未全为由，不执行港美引渡协议，不拘捕，不引渡，不阻止离境。全盘紧跟中共指令，但已引起美国政府强烈不满，称对中美关系、港美关系已经构成负面影响。

昔日毛泽东在建政前夕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用词粗鄙，歪曲事实，臭骂美国，倒向苏联。如今中共高官贪图名利财色，不复当年毛魔桀骜，只识在幕后运筹帷幄，指挥港府，说出一声：“别了，斯诺登！”之后却完全语塞，拒谈事实，避评网管，不想碰美国叛谍这个熨手山芋，决定逮捕不如纵放，在最后关头指示“中间人”请斯诺登离港，最后让他安全飞往俄国。足见今天的中共进退两难，不敢主动出面而需通过“中间人”和香港政府放话，不敢跟美国政府搞对抗而庇护叛谍，也不敢帮助美国政府缉捕叛谍以免被人唾骂，于是不庇护，不逮捕，不引渡，不禁足。笔者相信，斯诺登早就看穿了中国共产党黔驴技穷，对内一条龙，对外一条虫，于是决定利用藏匿香港换取宝贵时间，寻求庇护，远走高飞。斯诺登算准了，共产党算数了。

但我们千万不要就此算数，因为至少有两点是相当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中共一直不希望大家聚焦讨论言论自由和网络监控话题，反而尽量把讨论焦点局限在美国特工叛国和盗取政府资料问题。面对中共避重就轻的软肋，我们好应反其道而行，不要迷失在叛国和盗取资料的细节，反而应把焦点放在言论自由和网络监控议题，进而了解和比较美国和中共的实际做法，以言论自由等普世价值为评价准则，彰显“小巫见大巫”的重大区别，一方面研讨如何在香港贯彻执行目前法律，加强反监视、反监听、反网管的专业能力，以避免类似“棱镜行动”这类“无差别式网络大监控”继续践踏香港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详尽地揭发国内网管实况以昭全球，唤醒两地公民社会自发抗争力量，藉斯诺登事件反省与反抗中共控制网络言论的暴政。二、中共未来可能借此事件标签香港是国际间谍中心，借斯诺登揭弊之口，投射出美国政府曾经如何干涉香港和国内网络信息(例如香港中文大学、Pacnet等网络中枢)，从而制造舆论，声言外国势力已经着手刺探“国家秘密”和其他机密，借此为二十三条国家安全立法铺路。面对这种未来可能出现的挑衅，我们好应把焦点放回现行香港法律规定(论证上述监控网络和刺探资讯行为早已构成违法)，以及中共行为自身，据实说明香港早已是中共的间谍中心达数十年之久，进而鼓励大家尽量揭发中共政权如何监管、干扰和侵入香港和国内网络信息，为拒绝二十三条国家安全立法提供“贼喊抓贼”的充分理据。

从这次事件中各方的立场来说，值得商榷之处甚多。

一、斯诺登：坊间认为，他既是逃犯，也是英雄。但大家不妨想想：如要就美国棱镜行动向国际爆料，离开美国有必要吗？难道美国独立司法体系已经完全失效，无法彰显公义，危害他的安全？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亦即他必须在国外才可安全爆料，为何不在爆料后向美国当局主动投案自首，坐拥道义资源，彰显法治危机，依法据理抗辩，进而激发美国公民开展更广泛的反网络监控人权运动？在“明哲”与“保身”这个两难抉择中，他的做法是否没有丝毫商榷余地？

二、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主张棱镜行动是侦破恐怖主义活动的必要和有效手段，指出当美国国家安全部门通过监控网络而获得恐怖活动的初步线索后(例如有人在某个网址留了言)，如要循线快速查出其他人物和事件以防止袭击，唯一现实的办法就是尽快把所有相关电信运营商的相关通话或文字信息数据汇总在一起，并运用超级电脑搜索和分析比对，才有机会奏效。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如要执行上述行动，检察首长与情报首长必须先向“外国情报监控法院”(FISA Court)申请许可令状，并向法院证明需要搜集而对美国国安重要的“外国情报资讯”将会“稍纵即逝”，但“无需向法院指明”将以甚么设施或对象为特定监控目标。然而这种做法问题重重，主要在于上述法律规定(特别是法院的空泛授权令状犹如空白支票、使用及保留意外搜集得到的资料缺乏有效监管、法院介入判断正当性的时间点和资讯内容是否妥适)和实际做法(例如有无出现绕开法院监督的违法蛮干行动)有无妥善处理监视监听所欲保护的国民安全与免于恐惧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政府声称棱镜行动自2011年起已有效防止全球超过50次恐怖活动，但美国却有法律学者认为棱镜计画与监控行为违宪，指其侵犯美国宪法第一、四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监控造成寒蝉效应)与隐私权(公民对隐私的合理期待)，甚至逾越国土安全法的授权范围，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人权组织最近也起诉美国政府。由此可见，即使美国政府坚称棱镜行动合法合宪，但至少美国民间已对这种说法提出合理质疑，值得各方反省，深思“自由”与“安全”孰优孰劣，以及如何改革法制来尽力兼顾两者。

三、中共与港府：港共治港，众所周知。中共幕后指挥港府如何应对和行动，并包装成“外交”问题需要依法先由港府请示中央，更是路人皆见。值得关注的是，在斯诺登留港期间，中共和港府一直拒绝回应各方疑问，只称完全依照香港法律和程序处理，其余一概闭口不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对外声称“绝不引渡”的爽朗口径相较，截然不同，足见中共对美国至今还是展现“一条虫”的寒蝉心态，举世共睹，中俄取态，强弱分明。中共搞完了一个月的生怯暧昧，最后终于决定“不能引渡返美”，以免激起国内民族主义怒火，更惹政敌乘机攻讦，但也“不能让他久留”，以免日后香港司法抗辩程序冗长(可达五年)，结果难料，平添中美关系压力和变数。筹码顿成炸弹，中共无胆纠缠，重痛不如短痛，于是决定找个“中间人”跟斯诺登说：“别了，斯诺登。我怕了，你走吧。信中共，保平安。平平安安出机场，高高兴兴上飞机，莫斯科会欢迎你。”斯诺登终于走了，中共和港府松一口气，美国政府随即严词谴责，指港府没角色，中共在主导，有约竟不依，更玩弄程序，藉要求澄清资料为借口纵放逃犯。中共的权宜政治、台底外交、自卑心态表露无遗。港府的唯唯诺诺、照本宣科、自治泡影更让举世侧目。

还记得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是这样写的：“司徒雷登看见了甚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放眼今天，应该改写如下：“斯诺登看见了甚么呢？除了看见美国政府针对全球网络一波一波地监控，公民、网民、学者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专制主义者或反抗美国帝国主义者也隐秘地和他们的中间人一道，跟我喊珍重，讲再见。”别了，斯诺登。别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