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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改革面临四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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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至今,李克强政府内阁“履新”刚满一百天。如果对这一百天的施政成效进行客观中肯的评价,姑且可用二句话来表述之:务实的改革政策,方向明确、亮点多多;创新发展的举措,备受牵制、阻力重重。

毫无疑义,新任总理李克强是一位相对低调务实的总理,他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没有过度的附会作秀、不受各类利益集团的干扰,颇有定力地埋头做自己认准的事情。但是,面对这个早已扭曲变形、底气不足、矛盾恶化、障碍重重的大摊子,李克强只能凭自己的良知、勤奋和智慧去尽力而为!

上篇:李克强履新100天的新政之策

李克强履新的第一项动作是:在长期运筹思考的基础上,敲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并密集调研出台一系列务实性的改革政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新总理紧锣密鼓出台的大量务实改革政策的消化落实情况不尽人意;来自方方面面的牵制和阻力也越来越大。不妨回顾总结一下过去一百天时间内,新总理出台并实施的改革政策有什么特点。

一是李克强非常鲜明地向外界“亮剑”:证明了自己“市场派”的身份标签,并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比如,当前宏观经济又出现了前些年反复出现的一种情形:巨大行政投资的经济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循环后,再次出现底气不足、日趋乏力的现象,面对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诉求和诸多矛盾恶化的压力,政府不得不一再采取“激进”的行政投资加力救市的策略,其结果是,畸形结构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寄生于畸形经济肌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及与之息息相生的深层问题和矛盾日益坐大。而这一次,李克强先生选择了从容淡定的策略:坚决不再采取加大行政投资的错误策略,而是坚定地相信市场的力量,静心期待市场经济规律的“复活和强大”。为此,他果断地以“简政放权”为抓手,期望通过向市场放权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化的力量逐渐化解转型期的压力。可以看出,其求实而深刻的渐进式改革思路已经显现。再比如,针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断然采取毫不留情的压制策略。近日,中国金融资本领域“钱荒”蔓延,这显然是长期以来资本市场累积矛盾的体现,说明银行内部不良资产危情加剧,资本结构严重不合理,然而,李克强迟迟不为所动,直到25日央行才表示将选择性进行“放水”,此举传递出一种迥异于温家宝在位时做法的信号:中国经济增长靠刺激政策、靠政府砸钱的时期已经结束,应该回归市场经济的理性状态。

二是充分酝酿、密集出台一系列改革政策,把近年来自己埋头深入调研、深度思考、审慎运筹的策略,全面渗透到具体的改革政策中。比如,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4月24日李克强主导的政府“放权”开始实施,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5月15日,第二批出炉,共计117项;6月19日,第三批名单再被放出。如果对这些改革政策仔细研读和思考,会发现其针对性、务实性、策略性和可行性,都是在总结前几届政府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然而,舆论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当然,地方政府也没有、甚至也不知道怎样尽快地落到实处。但是,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很多好的政策和策略,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很多美好的构想,由于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及僵化体制的制约,仍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下发文件、传达阅读、缺乏行动的状态。

三是稳健布局新型城镇化改革策略。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各阶层对于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有多种版本的想象、理解和解读,也因此引起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认识上的强烈反弹。今年5月份就在外界高度关注中国何时出台城镇化战略之时,外媒爆料称,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高层领导人担忧再一次的大规模支出可能会推高地方债务并吹大地产泡沫,发改委40万亿人民币城镇化草案遭遇波折。

虽然发改委对此进行否认,但传言却透露了这项改革同样需要审慎的决断。当然,这些工作,的确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很多需要深入研究论证的空间,如果搞不好,就可能导致产生大量的夹生饭。

但是,李克强的思维和想法,或许并没有得到市场上的理性解读。李克强前不久访问德国时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明确指出:“中国有13亿多人口,正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每年有10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产业结构加快调整,这些都能持续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意味着:无论我们的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快速且无序的城镇化进程都在快速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正确的引导和服务,如果不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予以支持和规范,必然会使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发展,走更加离奇曲折的弯路。相反,如果我们主动应对、有效规范并策略推动,就会为推动经济发展走出困局,提供巨大的正能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才需要提前运筹和布局城镇化策略,采取引导、支持、规范和扶持的策略,科学地、有节奏地推进新型城镇建设步伐。可以预见,李克强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不可动摇的,排除诸多阻力,即将启动实施的全国民众在各个城市落户的举措,就是一个例证。

下篇:李克强履新100天的纠结与压力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李克强内阁虽然竭尽全力,苦心百日推动改革,但日益交织的新旧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反而面临的改革压力和风险越来越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结构性经济矛盾日益恶化,改革举措短期内难见成效。总体来看,习李执政集团所采取的各项“救党、救国、救民”的政策和策略,虽然用药较猛,但毕竟错过了最佳“医治”时机。更为严重的情形是:已经畸形而巨大的经济体,每天释放的毒素和负能量太大,坏的惯性与好的医治策略相抵消,正能量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很快就被消解。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扭曲的权力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利益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等等长期滞留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消解,也不是单独单项经济之策所能化解。由此导致改革可能产生三种后果:一是若触及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和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的、或明或暗地阻碍真正的改革;二是面对日益沸腾的民怨民情,越来越失去良好的改革环境和改革条件,各阶层利益冲突必然增加改革的难度和成本;三是国民经济对不良债务、就业、公众福利、国有财产等方面的承载力越来越脆弱,创新改革若用药太柔,则不会有什么成效;若用药太猛,则会激化矛盾冲突。正因为如此,越是在事关国家和民众利益大局、事关触及深层改革焦点的问题上,自上而下的争执和冲突就越大。因此,即便是总理有一些很好的改革举措,也未必能够得到很好地落实下去,有些想法和政策,或许只能停留在中南海。

2、中央与地方发展观念相左、利益冲突加剧,难免导致一些务实、创新的改革决策大打折扣。客观地说,在中国这个地域广阔、资源及地理条件差异较大的第一人口大国,实施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治理模式,必然导致中央与地方责权利严重错位、发展理念分歧较大、利益冲突较多等现象,而最大的问题则是:地方充分使用资源配置权,而中央却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责任和“罪过”。西方大国之所以采取联邦制,就在于从法律层面使地方责权利相一致。中国国情不适宜联邦制,但是应当在如何加大地方立法、扩大地方自主权、强化地方依法行政约束等方面,加强研究、加大改革力度。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多种博弈,其中核心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有时甚至由阳奉阴违发展到直接叫板,令中央的执政意志无法得到落实,政令难畅。

然而这一博弈的背后,谁是谁非,有时很难定论。在有些方面,显然是中央理亏,比如分税制改革;但在有些方面则是地方无理取闹,比如在土地资源配置当面。在当前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央有意弱化甚至放弃行政干预的思路和策略,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地方政府却还在竭尽全力,动用各种资源,甚至不惜大举举债加快投资,以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其后的根源,就在于地方政府若不继续追求高增长,那么,就业、财政收入、加快民生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就会恶化,特别是公务员的薪资都很难有保障。但是,若放任地方政府的作为,就等于继续累积经济社会矛盾,为今后的发展制造更大的危机。因此,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已经与中央层面的利益保障产生矛盾,这种矛盾的加剧必然加剧中央深层改革的难度。

3、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历史滞留矛盾逐渐恶化,改革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而中央可支配的财力明显不如以前。不断加大的财政刚性支出已很难压缩,而税收乏力的趋势日益明显,有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大规模人浮于事的公务员人头费用都有困难。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不仅中央政府作为的财政压力会更大,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也可能会付出水面。到底是着眼于长远健康的发展,采取“饥饿疗法”,使国民经济恢复元气,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化解眼前危机,这两者显然是相互矛盾的,着实令人纠结。因此,是背水一战,“饿死”隐藏在经济肌体的魔鬼,还是吃几口肉保住眼前看似危情的生命,这不仅考验智慧,更是检验勇气和胆识。

4、改革已经失去民众基础,来自民间的压力日益剧增,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借助民众情绪,干扰和加压新一届政府的创新与改革。经历30多年的中国改革,其内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发生变异,成了进亦改革,退亦改革;同样,意识形态向左转被名之为改革,政府逃避提供公共品的责任更被誉之为改革。如此改革,自然导致社会成员的改革共识发生严重分裂,改革逐渐丧失民意基础,而民众积蓄的不满则不断寻找着排泄的机会。这从互联网上弥漫的戾气可见一斑,越来越多的各阶层民众,在网上针对中央推出的改革举措,留言发帖动辄发牢骚、说风凉话,甚至谩骂指责。可以说,新一届领导集团的改革举措,无论正确与否,都已经失去民众的信任,重拾民心之拥护,已经非常困难。

总之,李克强在中国的总理历史上究竟能烙上怎样的印记,百天的时间太过短暂,尚无法定论。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李克强作为总理已经入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正在形成自己“遵循规律、特立独行”的风格。但愿,这一轮中央政府的改革,能够务实有效地、安全稳健地化解掉历史滞留问题及矛盾,逐步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融入国际社会、顺应全球潮流、代表民众意愿,使社会各阶层公平合理地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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