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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宣传体系改革迫近 刘云山再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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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自去年11月份成为中共新的领导人后迅速上位,他的强势在中共高层官员中已成共识,民望的高度也显得出乎意外。但同时,从宣传体系与各种渠道传出来的信息却显得杂乱无章,官员们对于新任总书记更为具体的施政纲领、如何出重手治党治国等仍旧是雾里看花,甚至从官方媒体的报道和分析中,外界隐约看到管理宣传的人好像根本抓不住习的想法,因此还多次传出管理宣传的刘云山对习的观点有所保留,甚至有不和的传闻。这样的猜测当然是没有基础的。相反,有不少迹象显示,作为习近平对党务进行结构重组主要伙伴的刘云山很可能正筹划对过时的宣传模式进行大刀阔斧,力争打破旧有陈腐的惯性运行模式。而庞大的宣传机器也必须有历史认识,更需要注意时代变化,以适应政治发展的要求,配合习近平陆续展开的全面改革。

虽然习近平上任后释放出的一些信号令改革派人士感觉是积极的----当选中共总书记后不久,立即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之路;随后提出整治党风的“习八条”,还在中纪委全会上特别强调“要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还破天荒地向国人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步一步抓工作作风。

可是与之相互矛盾的是,一个比一个左的信号与奇谈怪论式的内部文件、口头指示和网络放风等,以各种形式连番累牍地出现在大陆和海外的各类媒介上。先是有关混淆“宪法梦”与“宪政梦”的争论,接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其后是炒翻天的“五不搞”和“七不讲”,以及“九号文件”与“高校通知”等,尤其是种种迹象显示,中共的宣传与理论体系大有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进行理论化包装,如同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是充满感情和理想的美好情愫,居然把“梦”都要理论化,只能令各界贻笑大方。虽然以上消息都难以获得官方证实,但的确给很多关注中国的人造成困惑,一些人甚至开始对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感到失望。在中国的学界,人们还在就习近平的毛时代话语是否与其内心想法一致争论着。习近平6月18日出席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指出党内脱离民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要集中解决“四风”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扫除。外界大都认为习近平真的要向党内开刀治病了。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6月22日到25日安排了6个半天的专门会议。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一轮会议是以如何保持中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党员干部如何更好掌握群众的观点。而海外媒体援引北京方面未具名消息来源的话说,此次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中央政治局成员“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据此有媒体认为,中共高层已经传出火药味,不同观点正在交锋,甚至展现权斗的迹象。更有消息再一次炒作分管宣传的常委刘云山与中央步调不一致而受到警告。也有分析认为刘云山垄断了习近平“中国梦”的解释权,而这些被海内外学者和海外媒体视作逆流的文宣,其实并非习的本意。

外界的很多判断和分析固然有其一定根据,但熟知中共政治运作的人士向表示,从今年初的“南周事件”到随后已被证实为谣言的对媒体人员展开“新三反”(反党、反国家、反民族)清理等等事件,矛头指向的都是中共的宣传体系和其最高领导人刘云山。虽然刘云山屡次躺着中枪,但他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在逐步强化。

刘云山成为习近平在党务、党建、宣传等领域的左膀右臂已既成事实,而他本人的权力地位亦完全来自于习近平。有不少分析认为,在政治上无门无派、无根无基是刘云山最大的优势,如此才可能成为习充分利用的人,而刘也势必紧靠习才是最优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巩固各自权力与地位,两人间没有“不和”甚至“反目”的前提条件和客观因素。然而,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对党务和宣传体系的要求,确实与以往的领导层有着较大的差别,这对宣传机器的调整就存在着极大挑战,大船拐弯还需要时间,更何况是管理意识形态的部门。前段时间的混乱非但不是刘的罪过,还是他继续帮助习进行深化改革的契机,是党建大业进行更广延改革的路径。曾在《高层频放政治信号 中共三套马车初显》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共正在形成以习近平为轴心的三套强有力组合马车为其保驾护航----“习李(克强)体制”已成共识;“习王(岐山)反腐体制”在经过短时间热身后正在入戏;“习刘(云山)党建体制”是最为敏感、事关中共执政体系的维系与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难免会招致批评与谣言的,目前这套体系的改革也正在加速推行,也是所有改革的最核心部分。

在中共庞大的宣传机器中,教条僵化习惯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巨大的。目前中共宣传体系还在用陈旧的程序和模式运行,还在延续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的方法操作。就比如“中国梦”提出后,这套宣传体系沿用过往的保守方法,教条式地把中国梦惯性“推高”到理论层面,而不是因地制宜的进行普及推广,他们以不变应万变来应对恰恰反映了官僚机器眼高手低的习惯,所引发的大都是民众对此的逆反心理。甜蜜的“中国梦”被那些僵化教条的党八股唤醒了。因此,即便提出再美丽、再贴近人心的政治施政纲领与口号,但经过如此宣传体系的加工,效果难免适得其反。当刘云山将精力都放到了党建上,对宣传模式或习惯的调整力度就难免显得捉襟见肘。

针对最近的“乱象”,宣传体系的大改革相信是习近平和刘云山下一步要大动干戈的,他们清楚必须要破除过往的惯性,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和运作模式才能够适应习自己开展的新时期。中共宣传体系的各个环节也必须意识到习近平与之前两位领导人截然不同,他的历史使命之一即是要建立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工作模式。这其实就是在党建过程里的一种杠杆,借助宣传力量倒逼改革,就算不是最近宣传机器的“负面”效应,中共也应该调整宣传模式,更好地跟随习的新作风,让群众不会以为习在孤军作战,这样的观感到最后只会让宣传体系受到更大压力。

对于中共来说,特别在现代社会而言,这是一项价值观念的挑战。就像在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之时刊发的《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这篇社论中说的:“中共必须提升社会主义的‘市场认知’,也就是除了提升它的‘品质’,还需要改善其市场推广模式。在现代社会普及一种意识形态,就好像对商品进行市场推广,品质的好坏决定其价值,但推销手法也是商品成功的关键,中共必须将市场推广视为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多维知名博主牛泪也在其《习近平两度怒摔茶杯,对“毛左”连续展开三轮反击》的博文中提及,“我们也注意到,尤其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也一直在致力于转变文风作风,习近平,包括他的文宣助手刘云山没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但遗憾的是惯性的力量总是太大,在官僚机构中被娇生惯养的中共笔杆子们已经失去了与人民沟通的能力,其文风作风已经干瘪到很难完成习刘等人交办的任务。”

牛泪在文中还表示,“这里必须要强调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习抱有恶意。党内极左势力是在想方设法绑架消费习近平,在对习近平的说法进行极其自私的政治解读,是最可恶的一群,是不能被原谅的政治败类。骑墙文人和骑墙党媒们是在进行早已烂熟的政治投机,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固然可耻,却要拜中共政治生态文化所赐。西方媒体的疯狂炒作则完全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无知和一叶障目,同时也是媒体性质与媒介生态使然,我认为习近平可能根本不屑一顾。”

“倒是中共的舆论管理机关才是习的头疼所在。一方面,习近平需要透过这个官僚机构来对自身定位和中共形象进行包装推广,需要借助该机构的力量来向全党进行政治灌输并重塑中共主流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管制系统长期官僚化运转形成的工作惯性和文化生态,又使得这个机构的改变,特别是文风和作风的改变,很难赶上时代的步伐和习近平的工作要求。”

也有不少评论认为,中共宣传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但这个庞大机器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速成,更不能因为这个机器的陈腐就臆测中共高层存在巨大政治分歧,甚至是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刘云山多次因宣传领域的事件而成为众矢之的,相信他本人也颇为无奈,但在这个位置上,在改革的过程中,刘云山就必须选择担当,直面挑战,从容应对。由于刘云山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承担相当重要的责任,从大陆各类新闻中可以看出,他目前的工作重心更偏重于党务、党建,这与习近平的工作重心密切关联,尤其是在近期发动的党内整风上,习刘一唱一和,开始体现出默契。在下一步同样重要的宣传体制改革中,习刘如何配合成为外界瞩目的另一个焦点。根据来自党内高层的消息显示,习近平和刘云山对宣传体系的改革已达成共识,改革的重心是打破现有文风,从这个体系长期积累的官僚文化着手,尽快建立一套符合当今时代的语言体系,调整笔杆子的思维定式,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柔性诉求;改造宣传管理模式与方法论,推动宣传领域工作改革创新,更好配合习的整风对党员干部和社会不同阶层的意识形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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