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既是文化大革命的发起者、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预者，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和悲剧人物。
他的冤在于作为国家主席和政治领导人，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和人格的尊重。他的不冤在于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敌的手段，制造了无数的冤案和错案，他的下场带有报应的成份。
刘少奇的女儿刘亭在接受采记时有过这样一段话“听说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要批斗我妈妈王光美。当时我爸爸一下声音就提得特别高，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这个我来负责，为什么让光美代我受过’。”“后来我爸爸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过“作为党的二把手，对于那个时候党所犯的错误，父亲也有一份责任”、“毛伯伯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谈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时坚定的说“ 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历史缘由和认识过程的，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们，也必然会有和他们类似的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作为文化大革命受害最深的刘少奇一家，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全面否定的时候，也始终保持比较理性的态度。既没有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过多怨恨毛泽东。这是因为刘少奇确实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而且是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的刘少奇
根据1980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定义首先明确了是领导者发动，这个领导者包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当然主要指毛泽东。
众所周知，“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期间，全票通过的一个决议，毛泽东因在外没有参加，由刘少奇主持的会议。
它的背景是中央书记处1964年就成立的，由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提出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经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发了一个《通知》撤销，毛泽东认为这种撤销只属于技术性而非理论性的，组织有关人员重拟了一个《通知》，经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上午十点举手表决通过下发，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 首先撤销了《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录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五.一六通知”虽然提到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却没有提到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指向的并不是刘少奇，针对的是彭真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
正因为此，刘少奇不仅在“五.一六通知”之前积极组织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且此后的几次批判会都是他组织领导。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5月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
鉴于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华北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成员分别由中组部从各部委和团中央从机关干部中抽调。
清华大学工作组是8号由副组长周赤萍(中将，冶金部副部长，后成为林彪死党，但免予刑事处分)率领先到，组长叶林(国家经委主任)9号进入。据统计，工作组进校八天里，就有103名清华干部被戴上高帽游行。工作组把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打成牛鬼蛇神。据王光美回忆，王光美因为女儿平平(17岁，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讲学校出现了反工作组的苗头，刘少奇认为“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
王光美是6月19日到清华大学的，据她自己说是贺龙派的卡车，到了学校附近才骑自行车进入的，此前并没有通知清华大学。工作组长叶林是薄一波当天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通知的，叶林提出让王光美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自6月21日起，王光美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住在离清华大学不远的万寿庄招待所，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
工作组在清华大学的50多天的时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抛出蒋南翔，作为“黑帮”，作为文革的主要革命对象，提供给青年学生批判；第二件，甩开清华校党委，把清华大学当时的各级干部，当成走资派。第三件，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举行的批判蒯大富大会。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首先，刘少奇10号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派工作组的事，为什么在出发之前就派出了工作组？而且当时清华大学党委还在照常工作，仍然能控制局势。
第二清华发生混乱不是通过组织系统反映上来的，刘少奇是通过女儿了解的。第三是是王光美不是组织派出的，是刘少奇叫去的。
第四是王光美工作组顾问一职不是中央授予的。
第五是向高校派工作组否定了清华党委的领导，助长了学生的造反，乱揪乱斗干部和学生，制造了矛盾，造成了学生的不满与反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在手段上具有法西斯的特征。
6月10日至12日，前往杭州两次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讨论“文革”运动的会议。对于工作组问题，会议也没有专门讨论，只是毛泽东在议论过程中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过早地派工作组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利。可见，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太快了表示异议，但也没有要求把北京已基本进校的工作组都撤回来。
6月16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
6月1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
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驱赶工作组的情况，北师大一附中，也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一些红色后代红卫兵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揪斗各级领导，打击和迫害其它出身的学校领导、教师、知识分子和学生，批判文化知识界精英。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活动，形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最混乱的历史时期和“红色恐怖”。
据北京的学生组织“文革”初期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刘少奇决定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份简报表扬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者张承先，批判的是出身不好的几个学生，中心是支持工作组。
6月20日下午，刘少奇专门同北师大附中部分工作组成员谈话。他主张发动多数师生支持工作组。要把讨论反工作组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
6月21日，刘少奇提出：特殊情况下，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这不能允许，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邓小平也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工作组工作方法的意见。
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主持各民主党派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座谈会在讲话中提出：
“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得了。”
“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深入到当前阶段，他就不能不站出来，反对毛主席思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站出来表演，表现自己，顽固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罗瑞卿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彭、罗、陆、杨是要搞政变的，这次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
在谈到罗瑞卿自杀时说“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插话：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
”、“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
“最近已把严慰冰(陆定一的夫人)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陆定一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这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请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搞。”
“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
“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党内发生这类事件不足为奇，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后，党内发生大事件有三次：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次是第三次。历史上也有过。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不发生那才奇怪。”
“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一直要到消灭一切阶级，停止不了的。不论你地位高也好，不高也好，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革命的打倒反革命，要么是反革命打倒革命的。”
“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内发生这种事解放后有三次。办法只有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用剥笋政策，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一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
“你们(指民主党派)如果同他们搞在一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
1966年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订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刘少奇讲：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情况下，“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热心参预并积极组织领导。在对待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被打倒的干部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其狠辣绝不在毛泽东之下。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