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包括建党和开国元勋、文化精英、专家学者及其“社会基础”，大多都被诬以各种罪名进行揪斗、游街、罚跪、关押，其中不少人不堪凌辱而自杀，至于被体罚、殴打、折磨而致死者则不计其数。
那个时候，唯一有威权说几句话、批几个字就可以救人于绝境的只有毛泽东。不少被关押数年的老革命、老将军都是在给毛泽东写信求助之后才获释和安排工作的。但是，有两位与毛泽东几十年交情的著名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和红军时期救过毛泽东性命的傅连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们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绝望中，都曾抱着一线希望向毛泽东求救，可惜结果都没有如愿，双双含冤而死。
一、李达之死
李达是毛泽东几十年的老朋友，但是，他的冤死却非常悲惨。
李达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交往
毛泽东比李达小3岁，是同时代人，而且是湖南老乡。毛泽东与李达是名副其实的老朋友，他们两人的交往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就开始了。
李达，字永锡，湖南零陵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后到日本留学。1918年5月参与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请愿。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并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等著作，积极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社会改造等问题，多数人认为中国有必要成立共产党。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8月，李达由日本回国，到上海拜访了心仪已久的陈独秀，第一次面谈非常投机，大有相识恨晚之感，于是就寄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的亭子间，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8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第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为书记。9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并与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联系，指导全国的建党工作。
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被委托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不久因经费、党章等问题与陈独秀产生意见，愤而不愿再当代理书记。在陈独秀不在上海、李汉俊又“撂担子”不干的情况下，李达从1921年2月开始，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6月，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李达和陈独秀商讨后，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确定会址、议程、日期、代表食宿等具体问题后，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20日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现为兴业路76号)开会。李达给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通知是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的，毛泽东接到李达的通知后便邀何叔衡一起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成立了由3人组成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宣传主任。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李达认为“自己的个性，并不适于政治活动”，决定辞去党中央宣传主任（后由蔡和森接任），专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自修大学，委托屈子健带信给李达邀请他回湖南出任自修大学学长，李达欣然应允。11月，李达离开上海来到长沙。在与学员见面时，毛泽东介绍说：李先生曾任党的宣传主任，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特请他来担任学长，帮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
1923年4月，李达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时代》月刊，任主编。不久离开党组织。此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
1949年5月，他前往北京。1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双请别墅，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李达向党中央领导转达了湖南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心愿。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发表了湖南和平起义通电。李达为和平解放湖南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单独留李达叙旧。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啰。”谈到脱党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李达的这个错误，但同时指出，党是了解你的，你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李达写信说：吾兄健康欠佳，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些再议。1949年8月，李达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一副校长。9月，李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12月，李达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不要候补期。不久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2月23日，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6年5月底，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宾馆，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想，问毛泽东：：“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毛泽东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当李达这次见到毛泽东时，想改口喊“主席”，可是李达刚喊了“主”字，毛泽东便赶紧制止说：“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校长行吗？你以前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啊！”
1961年夏天，李达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来到庐山休养。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便派车将李达接到他的住所。毛泽东与老朋友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说：“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李达十分感动。毛泽东还赞赏李达30年代写的《社会学大纲》，“我是到延安才研究哲学的，哪有你系统啊！我把《大纲》读了十遍，还做了好多眉批。”建议李达在武汉大学找几个助手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第二天，李达打电话给助手陶德麟，要他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8月28日，又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李达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便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他回校后第一件事就是调集了几名助手，要了几间房子，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最早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经过5年的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唯物辩证法大纲》写成印刷稿本。
李达是毛泽东的诤友
李达是毛泽东的诤友。他敢于直言，从不盲从，有时面折廷争，跟毛泽东激烈争辩，甚至当面对毛泽东提出批评。
抵制所谓的“教育革命”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在乡下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并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但是，毛泽东视察武大时却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感到困惑，不能接受。1961年，李达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一时期武大的教育是失败的。
批判“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鼓吹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位领导人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一次李达的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李达不改初衷，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李达如此“固执己见”，必然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为后来的灾难埋下隐患。
当面批评毛泽东“头脑太热”
1958年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到基层进行社会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个口号标语。李达得知后，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科学的。
9月，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到武汉视察，李达见到了毛泽东。老朋友相见，彼此都很高兴。交谈中，李达说，他在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认为这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毛泽东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毛泽东还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
李达不同意毛泽东的“冷热”观，而毛泽东也不容忍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他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情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
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达毫不退缩，也激动起来，回答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
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
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
李达激昂地说：“不是我要烧你！这样下去，中国人民就会遭到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在座的人们都被李达的话吓坏了，而毛泽东却继续耐心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最终夺取了胜利。还举了各种发明创造，就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想漂洋过海就发明了轮船……
李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是总有个极限，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得有地理环境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会是无限大的！”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放缓语气说：“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讲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李达仍说：“现在是你头脑太热！”临离开时，李达又对毛泽东说了一句：
“你应该冷静下来！”晚上，毛泽东在床上睡不着觉，走到东湖岸边散步。在一尊石雕前，毛泽东停住脚步，对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五岁了，但不够耳顺；听了鹤鸣(李达的字)兄的话很逆耳，以后要再同他多谈谈。”（邸延生：《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2010年5月19日《文摘周刊》摘自《党史纵览》）
据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请人带话给李达，承认是“我的过错”，还说：“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乐朋：《国家历史》第4期）
李达在绝境中向毛泽东求救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中央组织部已通知他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并给他在北京安排了房子，李达也向武大党委说明了这个情况，并要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到北京。
“但到12月中旬，情况骤变，中组部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王炯华：《李达评传》，454页）
当时，风雨欲来风满楼，思想文化战线上已掀起了大批判运动，预示着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李达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湖北的重要目标。武汉大学、湖北省乃至中南局的一些人都对李达虎视眈眈。但是，李达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毛泽东每次来武汉经常约见促膝长谈的老朋友，当然不能轻易从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先后三次向毛泽东请示：李达可不可以批判？前两次毛泽东都没有表态。王任重第三次请示毛泽东，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毛泽东表态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任重连续两次请示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都不表态，未置可否，这对李达来说，已经不是好事了。王任重第三次请示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毛泽东终于表态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虽然加了“在校内批判”和“不要点名，也不登报”等限制词，但是，可以批判的口子已开，就很难控制了。不久，湖北就对李达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不仅点了名，而且登了报。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从此，李达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集中”起来，强令他们写出揭发检举李达的材料；李达的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
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继北京“三家村”之后，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先后有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作为一个76岁的老人，李达被批斗、示众、审讯、辱骂，造反派还在李达寓所门前喊口号、唱歌，敲锣打鼓地声讨。
在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非人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6月12日，李达对原秘书刘某说：“我请求把我送拘留所去！”
为了把李达彻底置于死地，武大工作组又多次到李达的家乡湖南省零陵县蔡家埠公社，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矛盾，搜集如何将李达划为“地主”的材料，形成了《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并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分由小土地出租者改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进入7月，批斗的方式更加野蛮、残酷。造反派把李达拉去进行接二连三的批斗。尽管如此，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他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助手赶走了，资料不能拿走！写书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助手，我自己写！我拼了这条老命，一天写三百字，也要把书写完。”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14日，“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证展览”开幕。17日，武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大会，由李达家乡“贫下中农代表团”登台揭发李达的“十大罪恶”。李达在家里听到大会实况广播，气愤地说：“全是捏造，全是捏造！”18日，工作队组织“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冲进李达家中进行面对面的批斗。下午，李达说：“斗就斗吧，斗死了算毬！”此时，李达的血压已达220/104，糖尿病检测是土红色，4个“+”号。
李达的病情日趋严重：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厉害，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抵达武汉并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但是，正在被揪斗的李达当然不可能及时知道详细情况。
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在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极为兴奋，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此时，李达血压升达236/114，尿糖仍是4个“+”号。李达说：“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又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央求刘某：“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76岁了，死了算了，你帮我一次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随即，李达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李达月十九”。
可是，7月18日，毛泽东已离开武汉回京。在此之前的17日晚上，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的常委会上，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湖北省委的这个决定是在东湖宾馆作出的，当时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湖北省委作出开除李达党籍的决定之前是否请示了毛泽东，不得而知。
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信辗转寄到北京（限于篇幅，其中细节略去）。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他一命”的条子。毛泽东提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任重”即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陶铸当天批了：“即送任重同志。八月十日”。
毛泽东作出批示后，李达的困境并没有丝毫的好转，病情在继续恶化，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直到8月22日，工作队才将李达以侮辱性的名字“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8月24日，76岁的李达含冤而死。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崎岖的人生之路。
平心而论，当时湖北是要将李达置于死地的。李达深知，只有毛泽东发话他才有活路。但是，毛泽东接到李达的求救信息后，只批了“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这淡淡的11个字，显然是起不到救人作用的。
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人已被斗死，即将火化，还宣布给其“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曾说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第一个就是李达。为什么对不住李达？我想，大概是他对在“文革”中李达的蒙冤惨死而心怀愧疚吧。二、傅连暲之死
傅连璋比毛泽东仅小1岁，自1933年正式参加红军到1968年受迫害致死，他与毛泽东有长达35年的交情。
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傅连璋，1894年生，原名傅日新。福建省长汀县人，医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
傅连璋早年随在长汀教会工作的父母进入长汀，就学于长汀一中，毕业于汀州福音医院的亚盛顿医馆，1925年出任长汀福音医院院长。1927年8月，南昌起义军路过长汀时曾收留起义军的陈赓、徐特立等300多名伤病员在福音医院治疗。1929年，红四军入闽后，领导福音医院积极收治红军伤病员，1932年1月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培训60多名红军医务人员。同年秋，应毛泽东的建议，将福音医院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
1933年初，傅连暲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将医院迁往瑞金，成为中央红军第一个正规医院。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他以高超的医术保证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树声、邵式平等大批中央领导、战士的健康，在军中有“红色华佗”的美誉。
到达延安后，1938年9月，傅连暲由毛泽东和陈云介绍参加了中央党训班学习，并由党训班班主任王德和胡嘉宾做介绍人，于1938年9月7日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冬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1945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并继续负责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
傅连暲长期担任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和医疗卫生教育工作，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为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历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得罪林彪，埋下隐患
据傅连暲夫人、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军委卫生部原处长陈真仁在1998年3月29日傅连暲同志遇害30周年祭日和10月22日傅连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20周年纪念日接受采访时叙述，1950年，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江抗美援朝，并确定林彪为志愿军司令员。毛泽东没有想到，当他严肃地向林彪宣布中央决定委以重任时，竟遭到他的拒绝，理由是身体不好，有病，怕光、怕风、怕水，担不了这么重的担子。谈话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派傅连暲请几位全国有名的专家为林彪检查身体，认真会诊，摸清病情，以便对症下药。当傅连暲兴冲冲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叶群时，她的反映不是高兴而是有些惊慌。然后才镇静下来说，感谢毛主席的关心，不过林彪怕麻烦，是不是就不用会诊检查了，请傅连暲帮忙写个证明，说明林彪有病就行了。“都是老相识了，这个忙总可以帮的吧！”
傅连暲感到十分奇怪，会诊检查是件好事，为什么怕麻烦？他为人正直，对工作认真负责，哪能不会诊不检查就开证明，何况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任务。他当然拒绝叶群的要求，请来北京、上海、天津的几位内科、神经科、外科专家为林彪会诊。军委也很重视，派总政副主任肖华参加这项工作。会诊的结果是：林彪无大病，只是身体虚弱些，怕光怕风怕水等现象，主要是心理和精神作用。使傅连暲吃惊的是林彪已染上扎吗啡毒品的恶习。傅连暲把会诊结果如实告诉叶群，要她多陪林彪到户外散步，多吃水果蔬菜，特别叮嘱，一定要劝他改变生活方式（指戒掉扎吗啡的习惯），否则太影响身体健康。叶群要求傅连暲不要把林彪使用毒品的事报告毛主席。傅连暲只答应对别人保密，对毛主席无论如何不能隐瞒。这一来，林彪、叶群对傅连暲怀恨在心，决计伺机报复。
遭受迫害，向毛主席求救
“文革”开始，林彪他们报复傅连暲的机会来了。8月下旬，叶群把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叫到家里，传达林彪的指示说：“7年过去了，便宜了傅连暲。今天要狠狠地整治他，要往死里整。”邱会作奉旨行事，捏造罪名，对傅连暲进行了残酷地迫害。
“造反派”不仅在大院里批斗傅连暲，还给他戴上高帽子游院示众。每次批斗，傅连暲都理直气壮地同那些“造反派”斗争，并一次次告诉他们：“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去问毛主席。他最了解我。”
傅连暲想给毛主席打电话，但是红机子已被拆掉，没有办法。又过几天，做饭的厨师也被撤走了。在批斗中，傅连暲的“罪名”已上升为“三反分子”。
8月28日，傅连暲给毛主席写信求救。信中说：“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弄不清楚。
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于都病危时，我救了你的性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能救我一命。”
傅连暲确实救过毛泽东的命。那是在1934年，由于不懂军事却掌握军事大权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的错误领导，使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毛泽东在于都病倒了，高烧多日不退，神志昏迷。消息传到瑞金，傅连暲日夜兼程赶到于都，确诊毛泽东患的是恶性疟疾。傅连暲对症下药，精心护理，几天几夜与警卫员守候在他身边，直到第八天高烧退下来，毛泽东才脱离危险。毛泽东很感动地说：是傅医生救了我一条命。他还说：“中国古代有个医生叫华佗。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在此之前，傅连暲还救过毛泽东夫人贺子珍。1932年9月，贺子珍在长汀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产后患了中毒性痢疾，骨瘦如柴，傅连暲想尽一切办法为她治疗，还让自己的姐姐前来护理，使她转危为安，住了两个多月，才让她出院。就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错误地解除红军领导职务，心情不好。10月中旬，毛泽东来到福音医院养病，傅连暲十分热情，将他安排在离医院只有两里地的老古井休养所两层花园小楼中。毛泽东每天都可以去看贺子珍和婴孩。傅连暲还经常抽空陪毛泽东到山上散步，帮助他增强体质，同时敞开思想谈心。
现在傅连暲处在林彪的魔掌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救他。
9月3日毛泽东作了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当时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他接到信和毛的批示后，于当日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
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批示根本不予理会，更不买陶铸的帐。他们说，“没有大罪”，总是还有罪吧。既然是“似应”，就不是肯定的，可以保护，也可以不保护。
1966年11月，总后秘密成立“傅连暲专案组”，编造傅连暲的罪行材料，罗织了六大问题，100多条罪状。还拟了《关于批判傅连暲三反言行的报告》，送交中央军委。12月18日，邱会作以军委办事组成员身份在报告上批了意见：“军委办事组同意批斗傅连暲。”
傅连暲仍寄希望于毛泽东。12月12日，他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从对他批斗以来，所有政治待遇包括全国政协常委的待遇，都被取消了，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要求予以解决。他还送过一些自己的工作材料。12月18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批过后，大概觉得言犹未尽，又加一段：“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毛泽东又及。”毛泽东对傅连暲的求救和申诉都作了批示，第一个批示有“似应予以保护”字样，虽然词义有点含糊，但毕竟具有“保护”之意。第二个批示则明确告诉傅连暲：“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含有推托意思。后面又加的几句话：“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则明显地是对傅连暲“只见优点，不见缺点”的批评了。
一生救死扶伤，老来蒙冤惨死
在林彪一伙揪着傅连暲不放，继续把他往死里整的同时，康生、江青等人落井下石，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利用他们控制的部门，无中生有地诬陷傅连暲是“特务”，说他于1950年把毛主席、林彪的健康情况报告给安子文。
安子文通过所谓“特务电台”，当作重要情报发给香港特务机关。
1968年3月13日晚，江青在听取8个专案组汇报时凶狠地下令：“傅连暲是个坏家伙，他怎么随便把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向外扩散。把他抓起来！”江青与林彪不谋而合。1968年3月14日清晨，邱会作奉命在京西宾馆坐镇指挥，将傅连璋和妻子陈真仁秘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他被单独押入201监区16室，囚号6847（囚号是林彪、“四人帮”为被他们迫害的高级干部们编的代号，即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的第47位高级干部）。他的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
无休止的审讯逼供，让他交待“罪行”，他坚决抗拒，并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政治、精神和生活上的折磨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由于他“拒不交待问题”，因此还被打断了3根肋骨。此时傅连璋将军已是74岁高龄，拖着断了3根肋骨的身体，又有胃病，不能吃窝窝头，要求吃稀饭，监管人员不给。3月18日，他敲门要求出去，再次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33室看押。3月19日、20日、21日接连3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他接连3天都进食很少，吃了一点就吐出来。由于营养不良，他睡在床上起不来了。3月22日他不再吃东西。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向林彪和“四人帮”交代，就在他第四天不再吃东西之后，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太迟了，3月23日他“两顿未饭”，又被换到27室关押，反复折腾。3月28日这一天，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晚上，无法入睡。躺在床上，不停地喘着粗气。有时他又从床上爬起来，倒在地板上，翻来覆去地在地上打滚，痛苦地呻吟，一会儿又在屋子里四处乱爬，将身子钻进了床下。3月29日早晨7时，他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等到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傅连璋将军早已含冤死去多时，浑身冰冷。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
傅连暲的遗体当天下午就在北京东郊火葬场消尸灭迹，没有留下骨灰。火化登记表上无名无姓，只有囚犯的编号：6847。他到死还在要求见毛主席，在迷惑与悲愤中走完了他自己救死扶伤的一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中第一个含冤而死的高级干部。
1971年，陈真仁获释回到北京时才得知傅连暲已于3年前被林彪、江青、康生迫害致死。陈真仁悲痛欲绝，离开总后，陈真仁大哭一场。表示“我要继续斗争，为他平反昭雪。”她多次上书党中央、毛泽东，要求为傅连暲平反昭雪。她不断地找总后，还给余秋里写信。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她给毛写了一封信，痛诉林彪迫害傅连暲的罪行，要求平反。信中还说到，“傅部长救了你，你就不能救他？”
1973年11月，经毛泽东批示，并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追认傅连璋为革命烈士。1975年5月17日，毛主席在傅连璋的战友、原卫生部部长贺诚的一封信上批示：“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1978年11月22日，总后勤部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公开为傅连璋夫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本文有关资料引自：王炯华：《李达评传》、湘人：《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邸延生：《李达与毛泽东争论“大跃进”》、乐朋：《李达敢于批评毛泽东》，《报刊文摘》2010年6月30日，摘自《国家历史》第4期、《百年潮》2000年第4期，黎勤、郑淑芸，原题：《林彪扎毒与傅连暲之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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