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捐献2/3资源被控制?存在分配不公?器官移植医院“被捐款”?
8日,就器官捐献体系运作受到的质疑,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接受本报独家采访,对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和解释。

器官如何获取和分配
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器官移植大国,每年手术病例达到8000余例。截至7月7日,我国已实现器官捐献918例,所捐器官移植给了2495名器官衰竭的患者。这些器官来源主要是三个渠道:司法途径,即死囚捐献;患者亲属间活体捐献;公民器官捐献。近年来,从第一个途径获取的器官越来越少,活体捐献违背了“无损害”伦理原则,主要是通过第三个途径获取。
为了让器官获取不成为交易,按照国际惯例,2010年,我国开始建立有第三方组织参与管理的器官捐献体系。这个非营利性的第三方,就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原卫生部委托红会负责这方面工作。2012年7月,中编办正式批复该机构设立。中心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直属的中央财政补助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公平分配、救助激励、缅怀纪念及信息平台建设等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或办公室。各地中心或办公室建立各自器官协调员队伍,了解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信息,并报备给各地中心或办公室。但是,地方的中心或办公室并不是一个职能机构,而是一个临时部门,组成人员大多由器官移植医院提供。地方中心启动的办公经费最初由原卫生部拨了100万元,同时器官移植医院也积极赞助经费。
那么,器官协调员如何了解到哪里有潜在器官捐献者?高新谱介绍,目前全国各地共有器官协调员203名,其中只有50名属于红会工作人员,其他人员都来自各地器官移植医院。协调员通过各自医院构筑的网络,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的信息,报备给各地中心;同时,告诉给来源上述网络的OPO(器官获取组织,一般从属于器官移植医院),由OPO通过分配系统进行分配,协调员全程见证。器官移植医院把等待移植患者信息录入全国器官捐献分配和共享系统,形成等待者名单,最终大约有1/5的潜在捐献者能够实现器官捐献。
高新谱介绍,由于管理中心只有监管账号,不能进行操作、更改。协调员也没有账号。只有OPO有账号,有权分配和共享。所以,资源掌握在红会手中一说并不成立。
据悉,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会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拟定器官分配管理办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近期将出台协调员管理的相关规定,提高准入门槛,上收准入权,使协调员更好地行使见证、监督的权力。
对捐献者缺乏人道救助金
器官捐献者在任何国家都是应该被尊重的,由于其完全的利他行为,国际上认为这群人应该得到关怀,但多数不赞成从经济上进行人道救助。但是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对捐献者贫困家庭的人道救助就显得尤其必要,内容包括捐献者的丧葬费、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费等等。这一方面因此成为管理中心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高新谱介绍,在国外,器官捐献的所需费用都是由移植受者的医保转移支付,来源比较稳定,保障捐献者的权益,比如德国。然而我国对捐献者的费用,以及对其配偶、子女、父母的人道救助金,尚没有明确的规定。这3年器官捐献者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器官移植医院的自愿捐赠。
人道救助金不能仅靠医院自愿捐赠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如何改变人道救助金缺乏的现状?高新谱认为:“应该有一个较长效的救助办法。我们已经拟定了办法的草稿,经过一些程序后择机发布。”据他介绍,按照该办法,救助金主要由中央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金组成,救助对象为捐献成功者及其家属,其要主动申请,还要经过严格审核、科学评估。
器官捐献体系仍需完善
2010年器官捐献启动,至今刚走过4年,去年才批复设立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正式运作只有半年时间。
在机构方面,目前只有天津市设立了省级管理中心,绝大多数未设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办公经费难以筹集;在法律方面,可依据的法律只有2007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对红会开展这项管理工作,只提出了“依法参与器官捐献宣传等工作”。对器官捐献的获取、分配与共享等工作,没有更多的法规来支持。
由于供与需的悬殊过大,每年器官衰竭的病例在30万左右,而只有不到1万人获得器官移植。同时涉及人的生命以及道德伦理问题,使这项公益性的工作不仅专业而复杂,难以一蹴而就。
高新谱介绍,红会及管理中心将对器官捐献体系进行完善。具体包括几项内容:今年年底前争取所有省份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推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工作,进一步对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进行明确和细化,同时积极推动将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实现器官捐献信息全国联网等。目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经按照有关程序完成了信息化研发的招标工作。今年力争在研究借鉴国外成功模式的基础上,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研发成功并上线。
该信息系统的主要作用是:一要为公众报名登记提供便捷方式,对报名登记信息进行科学管理;二要为协调员开展捐献工作提供帮助,实现对捐献见证工作全流程信息化管理;三要与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实现对接,解答器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四是通过对数据的科学统计分析为下一步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也为公众了解器官捐献信息提供途径。
广东红会:确有医院捐助器官捐献者家庭 但系自愿
有媒体报道,广东多地红会要求医院捐款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对此,报道中涉及的深圳市及广东省红十字会、广州军区总医院均予以否认。广东省红会并称,自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在2011年4月启动以来,广东省所有的器官捐献“100%通过系统分配”。
据媒体报道,多地红十字会存在要求医院捐款以换取器官捐献者资源的情况,其中重点提到了深圳市红十字会,而文中的爆料人是采用“姚林”化名的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人员。
8日下午,深圳市红十字会向新华社记者传来2000余字的情况说明,表示在器官捐献移植整个过程中,该会只在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信息时告知合作医院,再由医院派出团队进行捐献者的病情评估、器官获取、分配、移植等工作,“红会不参与器官分配和移植等过程”。
这份声明还提到,深圳红会与广州军区总医院共合作实施了25例器官捐献,经双方沟通,广州军区总医院决定定期向深圳红会捐款用于器官捐献工作,截至目前共捐款15万元,红会向医院通报了捐款支出明细,“不存在不公开不透明”,也不存在“每例十万元”。广州军区总医院以短信形式向记者回应称,该院未接受《新京报》采访,并称该院“器官捐献工作一直严格按照国家政策法规和相关管理制度实施执行”。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李劲东表示,为了救助贫困的器官捐献者家庭,红会会为器官捐献基金进行合法募捐,但不存在“以捐款换资源”。
李劲东还说,自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在2011年4月启动以来,广东省所有的捐献“100%通过系统分配”。
广东红会:确有医院捐助器官捐献者家庭 但系自愿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李劲东则坦言,在器官捐献这块,医院确实有捐款。“原来红会的资金还比较充裕,但近两年器官捐献发展得很快,从2010年的15例到今年的113例,涨了7倍多,资金短缺的问题就出来了。”李劲东表示,对于有经济困难的捐献者家庭,红会会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救助金,由于近年捐献人数急剧上升,仅靠彩票公益基金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就向社会筹资,这其中就包括了“移植医院捐一点,受捐者捐一点”。
新京报的报道中还提及,深圳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为10万元。
对此,李劲东强调,医院的捐款遵循自愿原则,完全没有设定标准,也不存在谁捐得多谁就能优先获得器官捐献资源。“别的地方我不清楚,但广东的器官捐献100%是通过系统来完成的。”
报道中提到的深圳红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也回应称,他们也是根据有关规定,在按照分配系统分配的基础上,参考“就近优先、病重优先、年轻优先”等原则来联系移植医院,并不像报道所说是“合作习惯的问题”。
而对于报道称医院质疑其捐款不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的说法,李劲东坦言,理论上这笔费用可以公开,但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很多捐献者家属不希望公开个人信息,若公开了会泄露这些信息;另一方面,可能会让人觉得救助有变相买卖之嫌,不符合器官捐献是无偿自愿的倡导原则。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