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来》却不顾自己在书中叙述过的事实，借林彪之口硬说：“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上的问题上欲擒故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这与其说是在史实基础上的分析，毋宁说是有意混淆是非曲直，为其预设的扬林贬毛的创作意图服务。
有关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事，《晚年周恩来》说了许多，极尽详细之能事，但却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自从林氏父子决心用武装政变方式向毛摊牌起，问题的性质就根本改变了，再也不是党内意见分歧，而是一场粉碎阴谋集团的残酷斗争。由此观之，毛泽东的应对，不但机智果断，而且宽容大度。
毛泽东先是采取南巡谈话的方式，把问题摊开，又留有日后同林谈话的余地，表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毛的谈话内容被林氏家族获知，决心乘毛氏南返途中暗杀行刺。9月8日，林彪写下了手令，要有关人员听从林立果调遣。毛泽东继而果断决定，改变行程，从上海直达北京。此时，已是9月12日中午。林彪一家得知暗杀未遂，急忙筹划组织南下，企图另立中央。但事实上，已经没有时间实施这一计划。在觉察到周恩来正在追查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机之后，9月12日深夜，林彪夫妇及其长子紧急登机出逃。随后，周恩来下达了禁空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罢。”可见对林氏尚有恻隐之心，并未除之而后快。有趣的是，林彪座机却意外地在温都尔汗坠毁，可谓恶有恶报。
本来，尽管这件事过程很清楚。多年来，境外一些人却始终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而宁愿相信某些没有根据的推测传言，把这件事搞得貌似扑朔迷离。其实，他们无非是想要证明，“九一三”事件是毛一手导演的，是毛“要杀人灭口”。《晚年周恩来》的作者当然知道，这些说法只是无端的推测，“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缺少事实根据”。但又不肯放弃毛泽东“阴谋说”，于是提出了“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的假说。然而，假说毕竟是假说。
就在林彪座机强行升空三个小时后，周宇驰指挥一架军用直升机也向北飞去。这决不是巧合。周宇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是深得林彪信任的一员干将。否则，林彪就不会在手令上写明“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周宇驰的起飞及其飞行方向，清楚地表明，林彪一行人的出逃目的地是预定的。《晚年周恩来》是在叙述事实，但它所叙述的事实都是为了既定的结论服务的。林彪事件就是一例，读者不可不察。
周恩来治病之“迷”
读了《晚年周恩来》关于周恩来被确诊为癌症后治病的一大段描写，笔者感到的并不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倒是该书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暗藏玄机”。
作者一向是在拷问所谓周恩来的“良知”，以及所谓“顺守哲学”，写到这里，却笔锋一转，先是描写所谓毛对“病中交权”的悔恨，对周氏历史问题的所谓“手脚”，然后落到追究毛对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无非是想令读者在对周生出一分怜悯之心的同时，对所谓毛的“阴险毒辣”更为僧恶。读到这里，作者贬周为着倒毛的意图彰显无遗。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总理的病经专家确诊之后，医疗组即写报告给毛主席。当主席展开医生的报告一字一句地看完时，他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一样严肃的紧皱着眉头的脸上。”“主席每次审阅有关总理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特别是在患眼疾不能亲自看病情报告时，我每次读医生的报告，他都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当我读过之后，他居然能记住总理每天失血的数位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我们再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回忆：1972年5月12日，在一次常规检查中，在周恩来的尿液里发现了四个红细胞。在请教了吴阶平教授后，张佐良决定为周恩来作第二次检查。为了说服周同意作检查，又不引起他的察觉，张佐良编了许多理由。没等说完，周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张佐良听罢，只好如实汇报。周很痛快就答应了。检查的结果，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晚年周恩来》称毛氏借病杀人，言之凿凿。但仔细推敲，所谓毛泽东对周恩治病的“四条指示”，并没有档案作证，而是根据一些人士的事后回忆。当然，我们既看不到当时的文字记载，又无缘得见作者所说的“座谈会记录”，也就不好妄评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不过，即使这四条指示确有其事，也未见得像作者所称的那样“暗含杀机”。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作者所说的这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直到现在，遇到初次确诊为癌症的病人，人们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先不要告诉其本人，让他慢慢有了思想准备，再把实情告诉他。“第二、不要检查”。此语不得其解。“第三、不要开刀”。
这句话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不允许治疗的意思。作者指责的“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看来是“铁证如山”了。但按照常理推想，此事其实很寻常。治疗癌症，本来就有开刀或保守疗法两种选择，不开刀，也就是主张保守治疗的意思。近读大陆出版的《毛泽东传》，据吴阶平回忆：“他（按：指毛泽东）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另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还说过：“你们外科书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查阅当时的报纸，陈毅元帅1972年1月6日去世，谢富治同年3月26日去世，均死于癌症。可见，“不要开刀”一说，事出有因。至于“第四、要加强议护理和营养”，倒是印证了刚才所说毛主张保守治疗的推测。据张佐良医生回忆，1973年3月，在吴阶平教授的主持下，医疗组提出了电灼术治疗的方案，并且获得成功。可见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允许“不要开刀”的。写到这里，忍不住发一点议论。大凡史料（伪造者除外），客观性和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对史料的摘引、排列、连结、解读等等环节，却每每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意向。同一个材料，会有不同的解读，导致不同的结论。一般读者，要想分辨训练有素的作者们哪些为真，哪些作伪，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有一个简便的办法，那就是按照常理来推论，而不要轻信故作玄虚之辞。凡是故作玄虚之事，听起来近似官廷秘史一类，往往需要当心，把它还原成常理常态再来反观一下，看个究竟。这一招，不敢说灵验，但也解决些问题。
“周恩来外交风波”
1973年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说了错话。江青等人乘机把矛头指向周，企图在政治上把周彻底扳倒。幸而毛泽东出面解围，为周讲了公道话，使江青一伙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本来很清楚，《晚年周恩来》却要把倒周的祸根栽到毛泽东头上，称周是“功高盖主”，毛则“醋意大发”，于是毛一手导演了批周的一幕，“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
其实，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大调整的过程。对整个国际斗争的总趋势怎么看，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毛、周在认识上并不是马上就取得了一致。何况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之间，在决策环节中存在着不少中断点，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不考虑到当时的体制因素，就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和理解“周恩来外交风波”这一幕。
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对周的不满，起因于1973年6、7月间的《新情况》事件。
当时，周正在主持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6月16日，毛泽东向周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了《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刊登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看了这期《新情况》以后，认为这篇文章是反对他的意见的。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批评，立即写信给外交部有关人员，要他们撤回这一期《新情况》，并承担了责任。7月4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等谈话时，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我常吹大动荡、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甚么大欺骗、大主宰。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次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传达了毛的批评。同日，毛看到周恩来写给外交部有关人员的那封信，当即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这以后，周恩来迅速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评文章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表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当天看到了这篇文章，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两字删去，还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毛对周恩来的这次批评是严厉的，但并没有动摇对周的信任。8月20日，毛泽东原则同意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次政治报告。周有生以来第一次享此殊荣，并意味着周在十大以后将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11月11日至14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连续举行会谈。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在最后一次会谈中，“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11月17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等。批评周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态度软了，犯了错误，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在中美会谈中的错误。次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会上，江青、姚文元等穷追不舍，扣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帽子，称周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这就是“周恩来外交风波”。后来的迹象表明，江青的意见并不是毛的意思。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表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补常委，不要”。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还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
以上，我们简要地回顾了“周恩来外交风波”的全过程。显然，毛泽东对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所为是不满的，批评是严厉的，但也还是很有分寸的，是和江青等人有根本区别的。
深知毛为人处事风格的邓小平后来说过：“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他还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于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说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
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毛泽东的确有家长制，一言堂的问题，的确有整错人、用错人的问题，的确有被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所利用的问题。但是，对于错误的性质达到什么程度，对一个人在整完以后能不能继续委以重任，能不能给他机会做工作中改正，毛泽东有他的考虑和分寸。这是林彪、江青他们左右不了的。“周恩来外交风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有大量的事实在，《晚年周恩来》想把水搅浑，把毛描述成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封建君王，似乎是在背后精心驾驭周恩来，江青两派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无论怎样抓住一些蛛丝马迹来捕风捉影，无论怎样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表象来颠倒黑白，事实终究是事实。我读《晚年周恩来》（四）
邓小平复出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把邓小平的复出，描写成一种罪恶，说他在批评周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诛心之论”，“仅仅几句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
翻看材料，笔者排了一个时间表，情况便一目了然了。
首先，毛泽东要邓小平复出，是早有准备的事情，等待的只是时间问题。“文革”中，毛多次表示，邓和刘要有区别。对于邓，一直按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处理，实际上还适当加以保护。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听到传达，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两次表示同意。第二次批示，写于1972年8月14日，还历数邓在历史上的功绩。
其次，毛泽东明确表态后，周恩来积极落实毛的批示，积极促成邓的复出。毛8月14日的批示做出后，周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但因江青等人作梗没有取得进展。12月27日，在周恩来的催促下，分管干部审查的纪登奎、汪东兴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任国务院副总理。周看过立即报告毛，很快得到毛的批准。1973年3月9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日即得到毛的批准。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在玉泉山会见了邓小平。次日下午，又陪同邓到中南海见毛。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第一次公开露面，成为当时国际上的一大新闻。12月12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工作；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工作。12月22日，中央正式发布通知，邓从即日起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这一切，都是邓复出以后顺理成章之事，并非要在邓发言后才能决定。
《晚年周恩来》指称邓“做了诛心之论”，对这样关键的事情，理应拿出像样的档案材料作为确凿的证据。而作者能够拿得出来的，只有其所称的“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8年春”。如今，纪登奎早已作古，他当时如何说的，恐怕也成了问题。
作者还引用了邓小平的女儿所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用来支持他的观点。那末，我们看一下该书是怎样记述的：
“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的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
发言的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寥寥数语之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谈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
读到这里，读者对于邓小平究竟讲了哪些内容，该会有自己的判断，也会明白《晚年周恩来》的作者是如何作假。另外，既然作者引用了邓小平女儿的记述，想必也赞同她在其后做出的分析：“毛泽东对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其实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批林批孔”与“批周公”
谈到“批林批孔”，《晚年周恩来》一开头就定了个框框：“批林批孔”，“又是毛泽东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作上演的双簧戏”，“不过是把一个月前中央政治局搞大会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这里，作者划了两个等号：第一，毛泽东的意图即是江青的意图，反之亦然；第二，“批林批孔”即是“批周公”。
作者接着称，毛发动“批林批孔”，是其内心深处两大情结作祟的结果，“批周则把两者融会贯通起来：毛把周恩来视为可能在他身后否定文革的挂帅人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道德影响在中共党内的集大成者”。这就是作者笔下“批林批孔”的由来。
仔细翻检史料，并严格按时间排序，就会发现，原来《晚年周恩来》一书在这里搞了一些倒果为因的手脚，以使读者对他的两个结论确信不疑。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对“文革”当中“打倒一切”的做法有所悔悟，于是支持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期间，着重做了落实政策、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将“二月逆流”平反；标志着发动“文革”和落实政策双胜利的，便是邓小平复出。
为了减少落实政策、解放老干部的阻力，也为了在林彪事件问题上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个交代，周恩来提出了批极左思潮的口号。通过确认林彪集团搞的是极左，来避免对“文革”本身的否定，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批极左思潮口号一提出，就遭到江青等人反对。1972年9月底，姚文元删去“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中“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这个社论稿正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10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等人则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还要追查批极左的“背景”。11月，中联部、外交部提出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肃清外事工作中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江青、张春桥明确反对。周主张批极左思潮，江青等主张批右倾思潮，这一争论1972年年底引起毛泽东关注。他在看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的来信后，表示不赞成批极左。12月17日，毛泽东在住处约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后来“批林批孔”事态的发展，事实很清楚，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毛泽东支持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实际纠正“文革”中的部分失误，但不赞成周提出的批极左的口号，支持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则不但反对批极左，而且对周主持中央全面工作怀恨在心，想利用毛对“批林批孔”的支持，把周从根本上打倒。
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批林批孔”能够在1974年初大规模发动起来，当然得力于毛的支持。但当江青等人越过毛的底线，要置周等于政治上的死地时，毛泽东果断地加以制止，并开始严厉批评江青。据《毛泽东传（1949－1976）》记述：“毛泽东这些天正在发高烧，只吃流质，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
随后，江青要求见毛。1973年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72年12月批评周时，用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话。批评固然严厉，但仔细品味，毛不满的是认为周见小不见大，埋头于具体事物之中，但对周在政治上还是放心的，否则就不会只是“不议政”、“不议军”一类批评了。由此可知，《晚年周恩来》称，毛认为周是文革算账派的一杆旗子，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周恩来病逝前后的毛泽东
《晚年周恩来》一书在周恩来病逝问题上浓墨重彩，做足了文章。先是称1974年3月起周恩来出现大量尿血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周住院治疗要服从大局”，致使治疗一拖再拖，直到叶剑英当面向毛反映情况，“毛这才批准治疗”。又称1975年3月起江青等人借批经验主义批周，“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处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直到周卧床不起，毛还提出评《水浒》，“对于已经罹患绝症的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在他背后捅了一刀。”
该书还做出种种暗示，似乎毛是借故不出席周的追悼会，也未作任何悲痛的表示，甚至“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式里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才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关于所谓毛泽东拖延周住院治疗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作者本人原先的解释。这篇文章发表在1986年1月4日《人民日报》，题为《在最后的日子里》，其中写道：“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他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档，一看就是几小时。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手术，但他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议。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
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们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
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我们再看一下从1974年1月到6月住院前周恩来的主要活动情况。1月5日，陪同毛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并同大平正芳会谈。1月18日，会见马尔加什政府代表团。2月12日，会见泰国奥委会代表团。2月21日至24日，接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2月25日至3月2日，接待阿尔及利亚主席、总理布迈丁。3月24日至31日，接待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4月2日至4日，接待乔森潘率领的柬埔寨代表团。
5月6日至9日，接待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5月11日，接待巴基斯坦总理布托。5月17日至18日，接待塞普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5月25日，接待英国前首相希思。5月28日至31日，接待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并签署建交公报。以上还只是从《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中摘录出来的外事活动。
另据《周恩来传》记载：1月25日，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1月下旬至3月初，主持了十多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中的问题；3月中旬至4月初，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一事同江青等人展开斗争，具体部署民航专机飞往纽约的问题，4月6日亲自到机场为邓送行；这期间，还过问处理14个省市和4个部级单位的“批林批孔”问题。事实是最好的说明。看了以上周的活动日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周的治疗会一拖再拖。这些事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周来处理，其结果才能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对此，只能有一个词来开形容“鞠躬尽瘁，死而后矣”。至于同一位作者对同一件事做了判若两人的描述，孰真孰伪，相信读者自有明断。
《晚年周恩来》称：“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做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笔者在《周恩来传》里翻到了周在1974年3月8日的一个批注，就是对医疗组拟定的《检查治疗方案》写的，其中说：“根据目前情况，病者倾向于这次不做手术切除。”同一天，周就此事给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这次住院检查治疗，大体上就是照这个意见做的。
1974年末，毛泽东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挫败了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后，江青等人并不服气，伺机再次发难。1975年2月，发表了毛泽东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不久，姚文元发表题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把“学习理论”的矛头对准了所谓“经验主义”，影射批周。其实，这段时间毛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且并不在北京，正在浙江省会杭州养病。据《毛泽东传》记述：“从2月底到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档。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但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又从发表毛关于学理论的指示引发，给人一种得到毛支持的错觉。
4月14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23日，对姚文元报送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政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写了批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不点名地批评了江青一伙。5月3日深夜，毛泽东采取了非常举动，请政治局成员（包括周恩来）到他的住处见面。他开门见山，略带自责之意说：“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按：实际指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纪登奎谈他的现场感受：“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
迫于毛的批评，在5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不得不作了自我批评。6月18日还向毛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
说到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一番谈话，本来并无特殊的政治含义，而是表达了他对这部中国古典名着的一贯看法，谈话对象只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员，完全是在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私人交谈。当时，他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读书看文件都还要人读给他听。但这些内容被江青等人获得后，便开始向周恩来、邓小平发难，再次给人一种得到毛支持的假象。
9月24日，毛从邓小平那里得知江青的作为，当即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还说：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周恩来逝世，对毛泽东来说，经受的打击相当大。他虽然在许多方面不满意周，甚至认为周太软，但对周的兢兢业业、忠心耿耿是毫不怀疑的，在维系党和国家的日常运转方面也离不开周。“文革”期间，每当周出现危机之际，毛总是出以援手；每当党和国家需要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需要落实有关政策（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文艺政策、教育政策等）的时候，毛又特别需要周的有力帮助。这是周屡经磨难而始终不倒的基本原因。
《晚年周恩来》借用他人之口说，毛泽东在审阅治丧委员会报告时，只是划了一个圈，以此证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笔者带着疑问翻阅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面明明有两件毛泽东的批示。其一是对1976年1月8日邓小平关于政治局讨论周恩来丧事的报告，毛泽东亲笔批示：“同意”。还注明写于1月9日凌晨1时。1月12日，邓小平将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悼词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郑重写了两个字：“同意。”这本资料书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史家来说，应当不会陌生。如果不是有意疏忽的话，又该作何解释呢？
仔细品味，不难发现《晚年周恩来》是在给读者灌输一种图解历史、演绎历史的观念。循着这种观念走，似乎当时的权力结构中有着左中右三派，毛始终是左右两派的居中驾驭者。然而，就是这样的演绎法，作者很难贯穿到底。
时而周变成了“执两用中”的高手，时而毛又成了极左实力的后台老板；时而周和林彪被拉到了一条战线，时而毛和江青又成了“文革”的“夫妻店”。这种自相矛盾、南辕北辙的尴尬，恰恰是照预先设定的框框来图解历史所致。
平心而论，与其说毛泽东是派系的营造者，毋宁说是理想社会的追求者。为了追求这种理想社会，他不惜打碎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政治秩序。对事对人，他心里始终有一杆秤，这就是他的理想和理念。这一点足以说明，毛不是追逐权力的政客，而是追求理想的政治家。至于说他的理想是否脱离了现实，是否含有空想成分，那是另外一回事。读了这部书，总感到作者是在用一种思想意向拉着读者走。在这种思想意向背后，又若明若暗地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作者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过去，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否定了自己的过去。然而，这种历史情结，并不是一声“再见！”就是挥之而去的，它化作潜意识深藏在作者心中，通过《晚年周恩来》这部书发泄出来。尽管作者看过不少档案材料，书中引用的史料确也不少，但因为笼罩着这层厚重的潜意识，就使得该书成为一种主观意图主观色彩浓厚、颇为情绪化的宣泄物，而违背了历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史德既不存，史识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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