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因腐败落马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叮嘱女儿要“远离政治”之后，中国著名的“企业家教父”柳传志近日也在圈内聚会中公开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
柳传志的说法引起外界诸多评论，有批评者认为柳传志太过懦弱，没有政治担当精神，有企业家甚至以退出圈子向柳传志表示抗议。但更多人则对柳传志的说法表示理解。支持柳传志的观点认为，柳传志作为一个商人，不应背负政治上的责任。这种评论认为，柳的这种心态变化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脆弱和无奈，体现了在无力介入政治生活，且政治方向又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家群体对政治风险的保护性心理态势。
如果结合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空气的诡异氛围，特别是结合最高层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极左加速回归的势头，我认为柳传志的这种保护性心理态势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应该记得，就在一两年之前，薄熙来在重庆期间，为了争得十八大入常门票，为营造“打黑”政绩并为“唱红”寻找财力支持，以民营企业家祭刀，试图用民营企业家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为此，薄熙来制造了无数冤案，好多资产数以亿计的民营企业家被搞得一贫如洗，甚至家破人亡。
有统计资料显示，薄熙来当政时包装的六百多个黑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专案组像大海捞针一样，对民企算总账，找不到太有份量的犯罪证据，就把以前多年累积的民事纠纷和小打小闹的治安案件，拼图式地罗列出来，集中到一起，把富豪与企业下属员工的所有违纪违法的事捆绑到一个组织里，罗织罪名，以达到合法化抓人抢钱的目的。
薄熙来虽然倒台了，但打着法治的幌子，冲着民营资本家下黑手的“薄熙来道路”却被中共成功消化吸收，成为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显著特征。最近被湖南法院判处死刑，并被秘密枪决的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就是最好的佐证。
在曾成杰案中，法院认定，曾成杰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使用诈骗方法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涉案34.52亿余元，造成集资户经济损失共计6.2亿元，并引发万余名群众围堵铁路、火车站等多起群体事件，罪状清晰明了，罪情也十恶不赦。我们抛开案件真相暂且不提，但就看这类用词，就与薄熙来、王立军当年搞的“打黑”有多类似。
借用薄熙来打黑的例子，看透背后的操作手段，打击非法，就凭某些人一句话，许多顶级民营企业家就被打成黑社会头子，资产被没收充公，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阶下囚，有的甚至掉了脑袋，这种灰色司法体制给私营者一个怎样的生存环境也是可想而知的。一位叫木鱼的博主在其《不杀刘志军，“暗杀”曾成杰》中提到了，在判处刘志军死缓的背景下，除去“秘密执行”的因素，曾成杰之死本身也引人反思。更有很多评论认为，曾成杰之死与薄熙来重庆“打黑”同出一辙，只是手段更为隐蔽卑劣。
其实，民营企业主早就感到这个寒意了。移民潮是一个证据，有报道指出，移民律师认为中国大陆申请移民海外的个案，大多都对目前政治动荡及经济转趋疲弱有关，特别对经商人士以及从政者而言，保护他们的家人和财产事关重要。2011年《凤凰周刊》对中国的富人和精英群体纷纷移民海外现象进行了调查，记者采访上海某知名传媒公司总裁，他说“我记得10年之前是回国热，创业热，而现在有了钱都想搬走，更深层的原因大家不肯去说，就是对政治前景和资产安全的担心”。
最能表现企业家如履薄冰的方面就是这个群体在意识形态上的小心谨慎。中国著名“企业家教父”柳传志也近日在圈内表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这种说法实在像极了晚清茶馆里“莫谈国事”的警语，恍然给人以时空倒流百年的错觉，让人再一次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霸道与险恶。结合中国最近几个月以来的政治空气，在最高层向极左快速转弯行驶的过程中，柳传志是不是也是感到了寒意，感到了失望，或者是感到了政治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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