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7月16日发表文章指出,“占领中环”的运动,除了名称是非常瞩目和具宣传价值之外,运动的含义和目标,经过主事人多番解说,但也无法向公众清楚解释,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提出“占领中环”这场运动。
在2017年落实行政长官普选,是人大常委的决定,也是香港市民普遍的期望,也同时是现届特区政府的责任,这三者是一致的。所以在现阶段所需要做的事,是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去为取得普选行政长官的提名办法提出建议,而不是去假设政改失败,就去发动“占领中环”的行动。个人月前接受刘慧卿议员的访问时,已经提出发展过程的合理性,并用“以刀逼婚”为例子。男女相悦,由相识到相爱,再到互订终身,都是以成其好事为目标,不可能未求婚就先假设求婚失败,并用以刀相逼为后,这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心态?
如果政治是众人之事,那政治也跳不出人之常情。在未有任何结论之前,部分人士以所谓“倒逼”的策略,对大局无助,反而破坏了跟北京中央政府的互信。“占中”的发起人之一陈健民在月前接受访问时,也强调政改要取得成果,取得中央的信任是非常重要。所以建立互信,不止是建制派的观点,也是泛民人士的想法。但“占领中环”运动,是可以增加互信,还是破坏互信?那争取中央的信任,究竟是由衷之言,还是用来装饰“占领中环”的幌子?
“占中”发起人在解释“占中”运动时,表示“占中”是用来逼中央谈判的手段,并随手引用什么“鸡蛋斗高墙”的比喻。北京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治情况中,不大喜欢用“谈判”这个名词,但却非常重视沟通。而事实上,政改中的“五部曲”,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取得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的支持,而现实就是泛民议员占了近四成,中央政府不能对政改一手包办。就算特区政府提出方案得到建制派议员一致支持,也需要得到起码5名泛民议员的支持。而泛民议员对政改一般都进行捆绑,27名议员一致投票,那5票泛民的支持,就算不等于27票全票,也起码是泛民的大多数。所以政改成败,决定权是在泛民,这是人所共见的道理,今届如是,上一届也如是。所以上次政改,才有民主党的代表进入中联办“沟通”,公众一致称道,只有小部分死硬分子反对。所以今次政改要成事,类似的沟通是免不了,问题只是死硬激进分子对中间泛民的阻力有多大。所以沟通的阻力,不是来自北京或中联办,那逼中央谈判,又或者沟通,是否又是一篇自说自话的说辞。
立法会,具有《基本法》规定的宪制地位,也在政改五部曲中扮演其中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无法取代。立法会在作投票决定之前,跟中央以至香港各界作政治沟通,是当然之义。现时“占领中环”运动,提出以1万人商讨为手段,这1万人的宪政角色是什么?他们和立法会70位议员,又或者起码和那27位泛民议员的代表性相比,孰轻孰重?那1万人产生的方法,无论如何科学,如何有代表性,也不可能取代立法会议员的宪政地位和代表性。所以所谓“占领中环”行动,不止是冲着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而来,也是冲着立法会而来,运动企图以1万人的群众力量,去取代立法会的宪政地位。
当现时这1万人可以用商讨和占领的手段,去取代其它宪政机构的角色时,那另外1万人,又或2万人,也可以有样学样,自立门户,另起山头。到时香港就政治山头林立,互相攻伐,除了“政治内战”一词之外,再无贴切的形容词。而这种“政治内战”的形式,不止可以发生在政改的议题上,而是可以出现在任何具争议的议题上。你可以以身试法,我也可以从容就义,香港将会是一个怎样的香港!
行政长官在立法会的答问大会上,也解释过启动咨询的时机,行政长官普选的日期,是在2017年。这个日子,不会因提早咨询而提早、推后咨询而推后。2017就是2017,距今有近4年时间,政府会按工作日程安排而行事。但社会民间,则可以自由发挥,充分做好前期酝酿工作,各抒己见,无任欢迎。就好像李柱铭年初提的方案,就算建制中人,也予肯定。本来可以愈行愈近的道路,却给人叫停喝住,偏偏此路不通的“占领中环”,就拥簇前进,这究竟是什么政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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