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媒属下的《环球时报》一向以放眼世界,纵论天下为己任,近来却不时放下身段对“弹丸之地”的香港频频发言放话,一边劝内地民众对香港政治、舆情要从容要超脱;一边又警告港人别利用普选闹事,有备而谈的色彩明显。同时,在操作层面,上至新科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下至新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都对3年后的香港普选多角度表态,高调加入各方派系对此话题的博弈。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内由中共主导的公民直选,对中国内地可能带来的冲击,是中共核心层最为关注的焦点。中央对香港普选的最大紧张亦源于此。
据悉,在中共的胡温时期,对香港普选话题就一直有犹豫。主要考虑就是香港的经济发展未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矛盾不仅未得到根本缓解而且逐步上升,这些元素使港府特别是中央在港人中的威信降低。同时,又由于特首的产生机制不是建立在全民基础上,始终只能得到亲北京的政治派别拥护,难成为“全民政府”。而中央也因为必须支撑这种代表性残缺的港府而使自己也被迫站在相当一部分港人的对立面。一旦在这种基础上普选,中央很可能成为被泄愤和挣脱的目标。
香港回归后,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双普选”声音不断,2007年的10年期后此话题更是加码升温。全国人大在多次否定香港各派的普选时间表后的2008年,终于同意在《基本法》承诺的最后期限回归20年时即2017年实行香港特首普选,但立法会普选则要等到2020年。这种尽可能推后普选的做法被一些香港舆论指责为打《基本法》的擦边球。面对普选的压力,胡锦涛、温家宝在当政时期,不顾被批评“中央干预港府”的风险,不断敦促曾荫权“解决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实现香港经济转型保证可持续性发展”。另一方面,中联办同香港民主派“破冰会面”,就2012年香港政制改革达成共识,试图改变中央在港人心中形象。事实上,中共高层的头脑里都没有忘“香港普选”,都在试图悄悄铺路。本届香港特首选举,中央暗中操作临时换将,将被普遍认为亲财团的唐英年改成“草根”梁振英,一只眼睛也是在盯着3年后的特首直选,希望中央可以借梁改变亲商轻民的形象,有助于缓和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深层矛盾”。但梁振英的所作所为及之前淤积的民怨,反而使香港民众将不满的矛头首次直接朝向中央。调查显示,港人对中央及内地的不满都升到高位。中央对此感到十分棘手。
习近平上台后,中央对香港政策开始全面向2017年的普选和2020年的立法会普选倾斜。高层对香港普选的注重和设计,完全是放在全国未来的政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内由中共主导的普选”是中央对香港普选的意义定位。香港在“两制”下的普选,北京认为是有积极作用可以利用的。一方面,这一选举在“特别行政区”进行不会蔓延内地,中央相对超脱,可以大胆试;另方面,针对内地正在实行的乡村两级和城镇基层直选未来的升级,可以从香港普选拿经验教训。据透露,中央核心层已批示,中央涉港机构可以更大胆地介入香港政坛对普选的博弈,以“一国”条件下的“宗主”利益为基点同香港各政治势力讨论,但尽量避免以往那样只站在亲中派一边或过分依赖亲中人士传话。目前北京的重点是,让中央“超脱”香港的“泛政治”环境,但同时加强同香港各派的对话和沟通,在操作上可以多角度表现,黑白软硬相间,目的是尽快找到与香港社会契合的点。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操作领域就是舆论。
中央党媒人民日报社属下的《环球时报》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关注香港政治及社会动态。它的作用十分明确,对香港要说一些中央暂时不便说的话,对一些意见、方案提前试水;再者,面对内地民众,对香港普选话题进行预热,框定角度,尽量减小普选时对内地的政治冲击力,在舆论上事先修筑“防波堤”。它近来的几篇社评:《香港普选可期,但绝非“国家大选”》、《内地看香港舆情应更成熟从容》、《看香港政治,内地应有超脱心态》,从题目看已见倪端。有分析指出,中共应对重大事件的传统做法,通常是喜欢“内紧外松”,暗地里紧张准备,待认为时机成熟再“集中火力”或“集中兵力”制造符合自己的舆论场和开始大举操作,保证事态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和路径发展。但这在香港问题上难以实施。因为“两制”下,中共对香港社会的操控能力不足,很多话题是香港民间发起,中共须被动应付。此次在普选上更是如此。“占领中环”直接将普选的具体操作话题
抛出来,直逼中央,使普选提早3年就开始主导香港的政治、社会,甚至经济议题。这本不是中央想看到的。但北京方面的紧张其实是好事,首先它需要认真对待了,要集中智慧想办法。而且也促使它研究内地的未来政制发展;其次北京方面也同样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了解港人心态和修正自己的应对措施,各方面都可以通过博弈将中国大陆内的首次普选准备得更完善,让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考虑到。更重要的是中共提倡务实的新领导班子有机会依照客观实际制订方略,改变以往以“不变对万变”的僵化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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