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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一国两制 官媒最需要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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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中央党媒属下的《环球时报》,日前就香港2017年的普选发表社评。文章借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出席香港立法会午宴主动谈普选为契机,指出中央诚意不容怀疑,随即笔锋一转直捣“泛民阵营”。依据内地的维稳思路,社评上纲上线地指责泛民阵营“闹事”,其政治诉求是想“通过普选让香港的政治独立性更像一个‘国家’”,明显地暴露出执笔者对香港事务的不熟悉,尤其对一国两制的无知。如果对这样一个有创意的伟大设想,负责宣传的官媒都一知半解,如何能让全国民众理解,又如何能说服港人?中央对香港普选的务实态度及一国两制对台湾未来的示范作用,很可能就毁在这种不求甚解就指手画脚的官僚主义恶习中。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16日出席香港立法会午宴。据悉,这是中联办自香港回归以来首次访问立法会,并同各派议员午餐。张晓明的解读是:“毕竟是一个午餐、一顿饭,就是‘食餐饭、倾吓偈’,没有必要被赋予过多的政治内涵和象征意义,更没有必要让我们大家一顿饭吃得太沉重。我也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北京方面没有哪位领导主动来询问这顿饭的情况,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本来就很正常。”对于香港回归16年后迟来的“正常”,人们自然知道内中的“不正常”。毕竟迟到好过没有,张晓明能够跨出这一步展现宽容,香港舆论反应积极。

在宴会致辞中,张晓明主动提及香港普选话题。他意味深长地指出,全国人大规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行政长官普选后,立法会全体议员也“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是怎么共同努力,先把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实行普选这句话中的‘可以’两个字变成现实。”其潜台词是:“可以”并非“一定”。而“一定”要靠努力达成共识。张晓明提出中央的条件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香港的普选制度,特别是要考虑到香港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关普选制度的设计必须与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相适应,必须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必须处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权力得到保障”。张晓明的这番话虽然是站在“一国”角度,但其内容中规中矩并无苛求,也是香港社会认同的原则。目前香港各派对未来普选的分歧也并非在这些方面。

《环球时报》的“香港普选可期,但绝非‘国家大选’”社评却据此大做文章,普选意见只要同官方不一致,就归入“泛民”阵营,就用“一国”扣帽子、打棍子。社评称:“随着2017年逐渐靠近,香港泛民阵营趋于活跃,也显露出更多焦虑。他们发动了‘占领中环’等街头运动,向‘落实普选’施压。香港泛民阵营的真正焦虑之处不是普选会不会搞,而是他们想突破基本法,让‘一国两制’靠边站,通过普选让香港的政治独立性更像一个‘国家’。”这种指控更多是“合理想象”后的无限上纲,而非理性地探讨问题,实事求是地讲道理。普选对香港、对中央

都是一个新问题,社会各界有焦虑、有疑问很正常,难道这样都要被打棍子,那还有何诚意可言?其实,中央同泛民两边的差异是对普选的基本要素存在不同认识,这本来就是两制下存在的正常情况。由此认定泛民想“独立”,这不仅是无诚意和缺信任,甚至是在随意污蔑。这样不负责任的指责令人怀疑中央是不是想借批泛民而放弃普选,或将普选流产的责任一早就扣在泛民头上。

社评又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不是“国”,中央依法对它拥有的权力必须得到保障,关于这些,香港社会的民主、自由越发展,越需牢记。 香港各派需要把对未来的设想统一到基本法和中央的表态上来,试图公开对抗或者暗度陈仓,都是白费劲。这种典型的居高临下的教训,大概是《环球时报》这样的中央官媒认为是对“弹丸之地”的香港社会应有的态度。但其中体现了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对香港民众的不信任,也包含了对中央16年来香港工作的不自信;其次是完全忽略了中央拥有的委任权,忽略了选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内进行的,认为香港想选出特首挑战中央权力的假设,本身就是对讨论内容的错误设置和判断。

社评教训说:在自由选举的政治环境里,让反对派“理性”往往很难,随着2017年靠近,泛民为赢得选举很可能制造更多的街头运动,不惜破坏社会稳定。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将对他们的劝说做到仁至义尽,但也必须把政治底线筑就得坚定不移,与他们的极端言行做针锋相对斗争……”这段话首先就是否定了选举本身的价值,将其定性为“非理性”的社会行为。社评认为,普选对香港是可有可无的,是中央的“恩赐”,否认香港普选出一个全民特首,对中央、对港府、对香港社会是一个三赢的根本举措,是香港远离“泛政治化”,减少干扰、认真解决深层次问题的必要保证。社评的这种说辞更将街头运动同破坏社会稳定挂钩,显现的是内地维稳的思维,而这样的思维正是破坏一国两制的思想源头。这种从根本上贬低普选的意义,那大家还有什么讨论余地?这种想象其实是在为讨论设置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再者,社评只字不谈建制派在香港政制话题上常常一手遮天,假传圣旨,夹带私货将自身利益演绎为“中央精神”,这不仅不理性,而且是霸道行为。

张晓明在会面中表示,落实基本法关于普选的决定,设计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需要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每一位立法会议员发挥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进行再创造。话音刚落,《环球时报》的社评就先入为主地把泛民,自然包括泛民议员定性为利用普选搞“独立”,反“一国”、反中央,像对敌斗争那样喊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相信中央决不会让步,人民也决不会答应这样的让步。”这种不允许多元不尊重对手的霸气,只会让中港关系陷入危局,一国两制形同虚设,索性让“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再用什么创意和智慧。香港27名泛民议员中有19人出席了张晓明的宴会。激进派议员此次亦表现克制,没有抛掷物品或呼喊口号。“长毛”梁国雄送张晓明一本关于40年代内战时期中共承诺推行民主的书籍,人民力量议员陈伟业和陈志全也送给张晓明一本名为《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书。3人随后离开宴会厅,说明双方见面透露出的信息是和缓多过争执,这难道不是张晓明要的“希望在香港各界多交朋友,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交知心朋友。任何人只要有诚意与我们沟通,我们都欢迎。”吗?《环球时报》随随便便的一篇社评就很可能将这样的局面毁掉。

要害就在于,《环球时报》社评对“两制”下的香港缺乏认真审视和了解,对一国两制不仅无知,而且也不重视。社评称:“一国两制当年是同英国斗出来的”。对香港回归祖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一国两制不是“同英国斗出来的”,而是中共中央,或者说是邓小平从“香港实际”的层面出发,实事求是提出的;也是为了以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示范台湾,为中国统一的需要提出来的。社评还称,一国两制的“长期落实也不可能只靠安抚和劝说,必须伴随在一些关键节点的强硬推行。这一点需要经常明确地讲出来,避免一些人另抱幻想。”这里的强硬推行,应该指的是“一国”而绝非“两制”。这种气势汹汹的言论,正是在内地“斗争哲学”基础上推演出来的“狠话”,声色俱厉地威吓港人不要对“两制”另抱幻想。

如果说真正落实“两制”是要避免的“幻想”的话,那倒反而需要警觉和提醒内地某些保守的政治力量不要在香港回归后就过桥抽板,或者对一国两制的意义患上失忆症。这不仅对香港未来以及对中国统一的未来都是危险的。社评最后称“香港政治上的光怪陆离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线”。将香港社会的合理政治要求当做“光怪陆离”完全是一种侮辱,好像香港人根本不懂政治,所以不应该有政治要求。这就更验证了为什么需要一国两制来保证香港的体制。这种居高临下,不管自己懂不懂就自认为可以高人一等、指手画脚的态度,就是《环球时报》这样的官媒经常犯的错误,也是中国官场“官僚主义问题”的典型根源。试想,如果连《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都在那里信口雌黄,也就难怪香港人会这么忌讳中共的官僚干政。他们真要想,到底张晓明的态度和言辞代表中央,还是《环球时报》代表中央?哪个是真哪个为假?看来需要重新认识一国两制的正是像《环球时报》这样的机构。他们要认识到多元社会不只是让大家说说不同观点,而是从体制和社会生活上都有着真正多元、包容的环境。然而,多元和包容需要胸怀,但官僚是没有胸怀的。

香港对内地来说,可能是“一本难懂的书”,普选更是“新生事物”,但都不晦涩。中共最近不是又

重提毛泽东的一句老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吗,只要诚心认真去读不会不懂。要看到,普选不是“一国”层面的议题,是“两制”如何落实的问题,中央的顾虑是在落实这个“两制”的议题时,会否影响了“一国”的品质。而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已是共识,中央对香港政治的宏观把握永远都是需要的,而且现实也会这样。在走向2017普选的过程中,这会成为香港社会的常识性认识,中央应该坚信这一点,把住“一国”放开“两制”,普选完全可以成为治理香港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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