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周六发生的爆炸案成为近期中国公民“暴力维权”的又一例。
中国媒体报道,肇事者冀中星自称2005年在东莞因摩托车载客遭当地治安队成员殴打致残,多年申诉和上访未果,家境贫困,继而采取“爆炸自残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

北京机场爆炸案后警方逮捕肇事者冀中星
虽然山东和广东当局对冀中星是否被治安员殴打致残的说法有出入,爆炸的原因仍在调查中,但这种通过暴力方式维权的现象已成为中国民众和媒体讨论的焦点。
无独有偶,周六北京机场T3航站楼爆炸案后,周日(21日)又发生一名男子在机场散发传单事件,造成混乱,48岁的谭姓男子被警方拘留。
此外,北京警方周六还接到两起扬言要携带爆炸物、制造事端的报警。其中一当事人“因对占地纠纷心存不满”,扬言要炸机场。周日,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通报,一名山西打工人员因在网络中扬言“实施爆炸”被警方行政拘留。
联想到上个月导致47人死亡的厦门公交爆炸案,嫌疑人陈水总据报是“老上访户”,警方称他 “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因不满导致的暴力事件令人堪忧。
高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虽不必过度解读北京机场爆炸案,但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公安机关、专政机构在面对冲突时长期执行的高压手段。
他说:“这些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但政府和专政机构采取的高压手段,不是化解矛盾。应该说,我们看到的问题都是积怨所致。”
既是积怨,为何近期集中地突显出来呢?景军说,这类似核爆炸,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到达一定的温度后,就会迸发出来。他说:“我觉得这种温度开始有了。”
景军说,当局奉行的“高压”手段与长期执行的“维稳”政策有关,“稳定压倒一切”让很多人以“不出事”为原则,将很多事情压下去。
“也许我们不应该强调维稳,而应强调面对矛盾要勇于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而不是维持稳定的局面。”
景军认为,当局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也提出了对策,包括更民主和透明、问责制反对“形式主义”、“群众路线”等,但问题是如何执行。景军说:“这需要时间。”
示范原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认为,现在民间有很多不满,一些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没有其它表达途径,于是诉诸极端行为。孙文广对BBC中文网说,这类事件发生后,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通过媒体和网络的传播,有可能带来新的暴力事件。
孙文广说,北京机场爆炸案会促使当局反思“堵”的政策。他说:“买菜刀、买汽油实名制并没有阻止持刀伤人和纵火事件,北京机场爆炸案后,当局成立专案组似乎有意表明要寻求事件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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