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日两国的领导人，似乎也让人产生风云际会之感。一位的父辈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开国元勋，另一位的祖辈则是令人不齿的战犯，历史居然在今天如此奇妙的交汇，是否也在昭示中日之间的百年博弈还将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下去？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日本过去那条老路走不通，如果有人还要执迷不悟，还想和历史做一番较量，其前景只能是重蹈覆辙！
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中国和日本注定是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双方不可能不打交道，而是在于以何种方式打交道。
太远的事情不必说。自近代以来的百余年间，中日两国可谓和睦相处的时间少，发生矛盾冲突的时间多。在所有周边国家和往日列强之中，唯有日本带给中国的屈辱和灾难最大也最严重，但在双方为期不长的和平交往期间，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也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活力，中日之间的恩怨关系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纵观百年风云变幻，中日关系可谓走过了一段曲折路程。这其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日强中弱，日本对中国进行欺侮、侵略和掠夺；二是中胜日败，双方在相互隔绝中各走各路；三是中日持衡，彼此通过平等交往实现互利互惠；四是中国反超，日本因失落和焦虑而走上寻衅与制造麻烦之路。
在第一阶段，中日两国都努力寻求变革，但日本的变革更为彻底，因而也变得更为强盛，这是其看似“弹丸小国”却得以欺侮甚至侵略中国的重要原因。这一阶段，中国有“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日本也进行了“明治维新”，其共同特点都是向西方学习，并选择了一条发展“坚船利炮”的道路。然而，在这场几乎同时进行的大变革中，日本不仅走在了前面，而且使整个国家脱胎换骨。中国的清王朝却半途而废，“百日维新”夭折，历经30多年的“洋务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徒有其表，战力低下。这直接导致了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也为其后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提供了条件，更为日本在30多年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隐患。在第二阶段，中国的觉醒和反抗，体现了先进政治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中日在长期“冷战”状态下的相互隔绝，造成中日形同陌路、各自发展的历史局面。“八年抗战”日本虽继续拥有军事之长，但中国政治上的进步已成优势，这不仅足以唤醒民众的力量，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战场上的强弱对比，中胜日败势在必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更是让中国足以同日本比肩而立，中日尽管在其后的“冷战”中都选择了“一边倒”，分别加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但在几乎是互不来往的情形下，双方都各自走上了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几十年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则成为经济上位居世界第二的发达国家，中日两国在没有言明的战略竞争中，可谓优劣难分、各有所长。
在第三阶段，中日两国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平等关系，也共同分享了“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给两国带来真正的战略互惠和经济互利。近代之前，中国强于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强于中国，双方可以说从未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日之间不仅实现了政治平等、战略持衡，而且在经济上也最大限度的实现了互惠互利。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两国先后成为东亚发展的“引擎”，也一度携手编织“东亚共同体”的梦想，所有这些成果的取得，都要归功于中日两国那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的心血和努力，否则东亚这两个交往历史久远却又积怨甚深的大国，不可能走出一条如此理智与务实的道路。
在第四阶段，也就是时下我们正在经历的阶段，中国在经济实力甚至综合国力方面反超日本，重现中国盛唐时代那样的局面，中日之间的战略平衡关系被打破，这直接带来日本的焦虑、躁动和不安，也使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动荡期。回顾历史，中国在经济上曾经强于日本，文化上也曾深刻地影响过日本，但在军事上却从未真正“打服”过日本。尽管中国历来是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与日本交手，日本的失败也不止一次，但究其民族心理而言，日本并未把中国看成是令其畏惧的军事对手，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反超，虽不至于成为促使其进行第二次“明治维新”的动力，但也加重了变革的危机感。其最重要的选择，不仅在于经济上的振兴，而且在于军事上的加快发展。尤其在日本右翼势力当道的情况下，他们很难摆脱以军事实力来制约中国的传统思维，这也是其利用诸如钓鱼岛之类的问题渲染“中国威胁”，并且极力推动“修宪”和重建“国防军”的根本原因所在。综观中日百年来的战略博弈历史，中日之间的力量失衡和平等关系的改变，虽不会造成中国“恃强凌弱”的局面，但肯定会成为日本寻衅闹事、制造麻烦甚至施加压迫和侵略的动因。“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先后发生，都是因为日本强于中国的缘故，这也为其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得势，提供了必要条件。反之，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情形下，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从未进行必要反思的日本右翼势力，也决不会把经济上的重新反超作为首要目标，很可能还是要积极寻求重振军力，重建日本“军事大国”地位。这样的传统思维，决定了他们今后将会要选择的发展道路，而军国主义的重新复活，也注定会发生在这一过程之中。
中日之间的平衡、平等与和平合作，在双方百年间的战略博弈中，也许只有那么二、三十年时间，但这段历史决不应淡忘，它反映出的恰好是中日关系的“正能量”。这期间，日本的有识政治家功不可没，他们正是从历史的教训中找到了中日两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也是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看到了日本如何才能最终成为一个“和平国家”和“正常国家”的前路所在。这段历史也充分证明，中日两国只有在历史问题上站在同一个认识基点上，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惠才能得以建立，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诸多问题才能在彼此都能接受的框架内加以合理解决，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但令人遗憾的是，类似那个时期的日本政治家，在今天的日本已经很少见，中日关系走到现在的地步，也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
笔者有时在想，现在中日两国的领导人，似乎也让人产生风云际会之感。一位的父辈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开国元勋，另一位的祖辈则是令人不齿的战犯，历史居然在今天如此奇妙的交汇，是否也在昭示中日之间的百年博弈还将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下去？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日本过去那条老路走不通，如果有人还要执迷不悟，还想和历史做一番较量，其前景只能是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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