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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乃自绝于人民 中共治国应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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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老大哥”倒下了?中国国内出现苏联“舆论失控”和“军队失控”致解体的说法,并借此为中共献策献计。但我们仔细翻番历史的旧账:一个统治时期发生3次饥荒致数以千万的民众被饿死、仅凭领导人个人感觉便致两千多万的“党内同志”被清洗、官员从住房到食物到儿子上学工作都特权化的苏联,它的解体,真的能挡得住么?网易读写客《苏联解体乃自绝于人民》一文引述《苏共亡党之谜》作者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董瑛认为,苏共的失败是畸形的权力结构和落后的用人体制的完败。在“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的强控制下,既没有异体监督机构能有效监督,又没有足够的民主权利能有效制衡,权力成为掌权者的乐趣,进而走向权力蜕变和制度腐烂。中共应该吸取苏共亡党教训,全方位推动停滞的政改,顺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真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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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党之谜》封面,副标题:从权力结构之伤到用人体制之亡苏联亡党解体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可是关于苏联亡党解体是非成败的争论和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个题材,在中国的社科领域几乎成了显学。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三: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象征国家权力的核按钮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在辞职演讲中如是说:我们应消灭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让社会获得自由。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作出巨大努力,都会遇到过时的、反动的势力日益严重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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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瞬间。

一是中国文化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特别善于从历史巨变中寻找王朝更替的经验;二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联系,过去我们经常讲“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随着苏联解体后,很多重要机密文件解密,我们渐渐明白了:早期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背后推手是苏联共产党。如今,母体不复存在了,那么子体如何生存?自然成为关注的话题;三是当下的中国,面临着很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很多问题与苏联解体前的状况惊人地相似,譬如官员的腐败、社会风气的堕落、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异化等等。

苏联统治时期共发生三次饥荒(1921年、1932年、1946年),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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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苏联大饥荒时期的儿童。

如何真正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技术方面的措施删减、民生问题的微小改善,来掩饰体制性、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屏蔽当下中国迫切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对于清醒者来说,除了借鉴西方的先进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对苏联亡党解体这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需要厘清是非,汲取教训,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找崭新的方向。

李永忠提出过“有条件赦免贪官论”的主张,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致力于政治制度和反腐败学说研究,著述颇丰,他和董瑛最近出版了《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从权力结构和制度设计方面,解读了苏共亡党的原因。

1936-1938年间,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展开“肃反运动”,对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这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以致于苏联民众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历史学家估计,因劳动营、强迫集体化、饥荒和处决而死亡的有2000万人,此外有2000万人成为监禁、流放和强迫迁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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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斯大林(1879年-1953年)。

在很多学者专家看来,苏共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老店,轰然坍塌,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来看,有“权力垄断说”“体制弊端说”“改革失败说”“蜕化变质说”“精英叛变说”“党群脱离说”“腐败亡党说”“和平演变说”“斯大林模式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舆论失控说”等等将近二三十种。在社科领域,越是一门显学,研究的人就越多,研究成果就不一而同。况且,中国现在的学术环境不好,急功近利者很多,垃圾成果遍地都是。但对于苏共亡党这一特殊、严肃的命题来说,如果任由劣质成果在研究领域占据主导位置,一旦运用到实践领域,那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起不到警示借鉴作用,反而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在对待苏联问题上,就有几种理论非常值得警惕。

苏联虽然在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贪污腐败早已泛滥成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等供应网络;凡高级官员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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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他在任时(1964-1982年)苏联贪污腐败达到峰值时。

一种是“舆论失控论”。有人错误地认为:苏共起家和亡党都与舆论有关。早期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红色苏维埃,打败德国法西斯,就是因为很好地抓住了舆论工具,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主导了苏联人的意志。而晚期之所以失败,就是放松、失去了舆论控制,被敌对分子钻了空子,失去了思想阵地。他们认为,中国也存在这种危险的状况,要避免苏联的败亡,首先要加强舆论控制,加强对思想战线工作的领导,时时刻刻提防和平演变。受这种思想的引导,国内的思想舆论阵地,除了领导的画面和声音,就是娱乐,民众的呼声成了点缀。另一种说法是“军队失控论”。党指挥枪,是列宁军事思想的精髓,斯大林时代把这项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到了苏联后期,接连出现“病人治国”的状态,管理松懈,思想混乱,军队失控。

特别是改革派领袖叶利钦与当政者戈尔巴乔夫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刻,军队明显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成了不设防的阵地,反对派轻而易举夺取了政权。这种说法,目前在中国很有市场,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改革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只要枪杆子握在自己人的手里,江山就会永不变色。

“舆论控制说”显然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国民党时代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一些主张言论自由的进步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有的人还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如此严格的新闻制度下,为什么国民党政权还垮台了?道理很简单:顺民者昌,逆民者亡。一个执政党存在与否的标志,是顺民心还是逆民心的问题,而不是表面的舆论控制的问题。

苏联审查制度的内容和对象可谓包罗万象,从各种书报文献出版物到讲稿、报告、展品、无线电广播、各种演出活动、广告、音乐录音制品,甚至境外邮件,无一不在检查之列。不仅如此,苏共依照需要对且事实随意篡改、并恶意栽赃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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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苏联士兵在守卫休息时看报纸。“军队控制论”也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北洋时代好几届都是军政府。每一任总统上台,靠的是跟随自己多年打天下的子弟兵,各省督抚都是自己人。可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不是军队倒戈易帜就是士兵哗变,军政府败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手里。什么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军队不是拿枪的木偶,士兵也是由人组成的,只要是人,他就懂得是非成败、民心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张加强舆论控制和军队控制的人,并不是少数,林彪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他曾提出过著名的“二杆子”理论,只要控制好笔杆子和枪杆子,就可以平安坐天下。可结果怎么样?

林彪“二杆子”理论原话----老毛毕竟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了一个的天才,他把这两杆子一合,搞了个“二杆子”理论,靠着“二杆子”,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终于得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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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毛泽东和林彪。

此外,腐败亡党、权力垄断等等理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一座辉煌的共产主义大厦为什么顷刻土崩瓦解。李永忠先生在《苏共亡党之谜》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是:“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是导致苏共亡党的两大“谜底”。“议行监合一”的行政体制,不需过多解释,大家都明白,是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权力的重叠,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在权力运行上“既当运动员,也当裁判员”。中国从隋唐建立文官制度之时,就一再倡导: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离分设。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三权分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却运用了落后的“议行监合一”制度呢?究其原因,就是在落后的地方短期内实现剧烈变革,没有强制性的执行力和控制力是办不到的。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威权体制”成就经济繁荣。因为经济繁荣了,人们错误地认为“三权合一”是个好制度,殊不知这个制度的坏处,远远大于它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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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先生如此计算:“专制制度,它的好处遇上明主以后,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可是一旦遇上昏主,它的坏处就可以发挥到百分之百,制度的优劣性完全决定于人本身,而不是制度本身,与百姓切身利益更是毫不相干。

民主制度的最大好处,无论明主还是昏主,它的好处可以发挥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它的坏处丝毫不会高于百分之三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从制度上做文章总比选择昏明君主要可靠的多。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遇上后期斯大林,苏联制度就是封建暴政的翻版。要想避免历史的悲剧,关键在制度上做文章,而不是在人选上做文章。“等级授职制的”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上级通过公权私授这种形式,把被授人变成自己的驯服奴隶。古往今来,权臣都是通过人身依附来控制局面,形成帮派,左右权力的。《苏共亡党之谜》中揭露道:自斯大林开始等级授职制,苏共培养和固化了“克格勃集团”“军工集团”“第聂伯罗帮”“太子党”“秘书党”“官二代”等各种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最终垄断了国家权力、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渐行渐远,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李永忠也为当下中国开出了“党内民主制”的药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借鉴小平同志在经济改革方面搞四大经济特区的办法,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要选定一些成熟的地方设立政改特区。在选举方式上,摒弃过去老套的等级授职制,特别是要砍掉操纵选举的幕后组织黑手,实施自由公平的党内民主选举;在制度建设方面,推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精神文化领域,让自由民主的旗帜高高飘扬;在社会建设方面,创造公平民主的社会氛围等等。如果试点特区改革成功之后,推广或者克隆到其他地方,这样就可以以点带面,以下促上,全方位推动停滞的政改,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确保持政权稳定,最终顺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政治的真心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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