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共事务顾问卢子健发表评论文章《为何民粹政府只有低民望?》指出,特首的主要支持者陈启宗批评财政司长曾俊华是大罪人,成为上星期香港政坛的大戏。这场戏展示特区政府已经陷入何其困难的境地。这是否特首的意思已经不重要,该操作疑是为梁振英政府的不振找替罪羊。
陈启宗大战曾俊华,是上星期香港政坛的大戏。这场戏展示特区政府已经陷入何其困难的境地。
特首的主要支持者批评他的财政司长是大罪人,是否特首的意思已经不重要,因为几乎没有人不以为陈启宗这样批评曾俊华,是为梁振英政府的不振找替罪羊。一个政府民望低并不为奇,一个政府有内部矛盾也不为奇,但一个政府以为公开斗自己人可以挽救民望,就真的有点绝望的气味了!
梁振英就任一年有多,其政府已经不新,其作风已成形。现政府的其中一个作风问题就是对很多问题都不服气,施政碰壁、民望低并不是因此驱动检视一下自己工作的不足,而是老抱怨人家对其不公,有时说是因为唐营的人输了选举后不服气在搅局,有时说是因为“反对派”刻意捣蛋拖政府的后腿,有时说是因为梁振英被质疑为共产党员的“原罪”,现在把罪怪到曾俊华头上,或者以为可以把曾俊华变成前朝和公务员这种“顽固势力”的总代表。但观乎过去一年梁振英政府不断的把责任往其他人推,对扶持其民望并无什么积极作用,恐怕现在拖曾俊华下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效果。
话得说回来,现政府是我们记忆中香港最民粹的一个政府。梁班子在“晒冷”政绩时会举出长者生活津贴、港人港地、限奶令等多个以港人利益为优先的施政新猷,作为政府为民的例子。事实上,上述政策也确实曾为政府民望带来短暂的“喜”,但为什么一个如此民粹的政府只有如此低的民望呢?首先,梁振英政府虽然比以前的政府民粹,但这只是相对的。在2012年特首竞选期间,梁振英凭借曾荫权政府官商勾结的形象争取民望。曾荫权被描绘为不理民间疾苦,大富家庭出身又是曾荫权政府第二把手的唐英年于是背负了这个“原罪”,有些求变而单纯的人在唐梁两者之间选择支持梁振英。
其实曾荫权在任内,不管自愿也好、被迫也好,已经愈来愈愿意回应民间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最低工资是在曾荫权任内落实,他也由抗拒到同意恢复居屋计划,土地供应由勾地制度改为卖地与勾地并行,新界东北发展是在曾的任期内决定用传统新市镇模式推行。在曾荫权任内,医疗开支不断增加,亦预留了500亿港元(1美元约为7.76港元)为自愿医保计划包底。等等、等等……
曾荫权不断调整政策回应民间要求,仍被批评为不理民间疾苦,第一是因为民间的要求远比他愿意做和能够做的多,其次是旧的要求满足了,新的要求又涌现。
简单的说,无论是董建华、曾荫权以至梁振英,他们的民粹都跟民间的要求有个距离。曾荫权还在位时,梁振英提出一些比他进取的政策就已经能赢得掌声,但在曾荫权退位后,梁振英要和民间团体和民选议员斗民粹,根本不可能赢。他提出长者生活津贴,就有人提出65至70岁的人士不应被审查。这是目前香港政局的大势,政府以为凭民粹可以建立高民望,是太天真太傻。
香港金融不稳才是大问题
不过,政府遇到更大的限制不是民情,而是因为政府的“上司”中央政府及其“造王者”商界都对香港民间的要求不甚了了。中央政府当然希望特区政府能够有高民望,但也希望特区政府维稳,希望特区政府维持一个吸引的营商环境,不单是为了本地商人,还有内地资本、外来资本。香港的独特角色比谁当特首更重要,不能随意改变,坊间盛传是中央希望曾俊华留任财政司长并非无因。梁振英搞房屋、医疗、社会福利、教育搞砸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香港金融不稳定才是大问题。
至于特首的“造王者”商界原来属意唐英年,后来在中央强力干预下才有一部分商界转而支持梁振英。现在梁振英已当权,商界是否仍然与他对干?没有内情我们难作结论,但以香港商界的一般行为习惯来看,只要政府不是冲着他们的利益做事,他们不会与政府对着干,正所谓“富不与官争”。但倘若政府政策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会大力还击。商界与政府博弈,不需要像一介草民要上街示威,他们大都能上通天庭把意见直达中央,能够影响特首的“上司”。他们牵制政府的能力绝对不能低估。
宜做好施政细节减不必要摩擦
总的来说,政府在面对民间团体和民选议员时,无论多民粹也不够民粹。而就算政府想更民粹一点亦不容易,因为无论是中央还是有影响力的商界都不愿见到特区政府太民粹。香港特首并非民选产生,无法不受制于中央和商界。
特区政府要争民望,民粹政策的作用有限,不如做好施政中的日常细节,改进施政作风,以实干和虚心的施政消弭怨气,减少不必要的摩擦。这样做不会带来什么高民望,但可望减少无谓的争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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