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在湖南湘潭县工作时，曾经收养了三个女儿，分别叫华平、华清和华湘。原本，她们就像无辜的小草，或被抛弃，或四处流浪，但她们是幸运的，先后被华伯伯收养，并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照顾。她们的心中始终充满阳光，始终满怀感恩，而给予她们无限能量的，便是她们的华伯伯。
华国锋
湘潭市湘潭县梅林镇的人都认识这个普普通通的老人，都知道她是湘潭县老书记华国锋收养的三个孤儿的老幺。华姨家简陋陈旧，黑咕隆咚；她身有残疾，个矮脸黑，头发花白，双手粗糙，穿着朴素；她质朴乐观，热情大方，年过花甲还耕田种菜，养猪捕鱼。
“我四九年生人，因为双目失明，亲生父母把只有一岁多的我丢在了湘潭县人民医院门口，只在衣服里留下一张纸条，写下我的出生年月。是华伯伯和他的警卫员经过那里时发现了我，并收养了我。在我之后，华伯伯又收养了与我情况差不多的另两个孤儿，她们是我的姐姐华平和华清。华伯伯收养我之后，又把我送到医院把我的右眼治好了，并让我们姐妹三个都跟随他姓华。我们读书的时候，华伯伯要我们要好好读书；我们参加工作后，他又要我们踏踏实实工作，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当个朴实的工人或农民，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华姨站在华伯伯那张严重褪色的照片前微笑地向我介绍着。
养女华湘
然而，当记忆的闸门打开，悲凉与惆怅却向乐观的华姨袭来。她无比纠结与内疚地向我倾诉：“华伯伯走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爸爸走了，该去给他老人家送终啊！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如刀割！我何尝不想去送他老人家一程呀！华伯伯对我们姐妹三个不仅有救命之恩，更有养育之恩，那时我的两个姐姐都已经死了，我是多么想代表我们姐妹三个送他老人家一程啊！可是，我没文化也没有路费还是个残疾人，我该怎么去？又该去找谁？最后我没有去成。那些天，我心里难受极了，只有坐在家里哭了，眼睛都哭肿了……”
华姨流泪了！晶莹的泪花，从她黝黑的脸庞上流出了一条岁月的沟壑，也把我带到了60年前的岁月之中----
1951年盛夏，炎炎烈日护着华国锋从湘阴走马上任湘潭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从湖区县来到了山区县。当时这里多是穷山恶水，公路很少，大都是独轮车走的羊肠小道。湘潭县人大原主任赵云球是湘潭县土生土长的干部，与华国锋有过多次接触。说起华国锋，他表情严肃、感情沉重。那时，湘潭县委设在湘江河边一个偏僻的小街，麻石路面，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街面只有一辆小车宽，走人不走车。住房、办公房都是旧房子，算是“容膝而安”。
当时，华国锋住在县机关大院北楼的二楼。他每天起得比太阳早，与同事们一起出早操，做工间操；晚上睡得比月亮晚，与机关干部一同整材料；在食堂里排队打菜吃饭，与普通干部别无二样。
从1951年5月华国锋调任湘潭县任县委书记（1952年8月后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县委书记、湘潭专员公署专员），到1954年10月调任湘潭地委书记，他几乎跑遍了湘潭县的每一个村子。湘潭县山多路难走，华国锋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匹马，但很多时候马却派不上用场，还是不如自己的双脚好使，想到哪就可以走到哪，方便省事。当时湘潭县的管辖范围大，有时到偏远的地方下乡，骑马不好使，步行也不行，还需要坐火车，甚至坐木炭汽车。来到群众家里，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睡，没有官本位，没有贫富之见，就像兄弟姐妹。
他的足迹，至今还在湘潭大地闪烁着明晃晃的辉光。
1951年春，马圫乡贺建昌8户贫雇农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田地，但缺耕牛、缺劳力、缺农具。他们商议开展“变工”换工，组织起来，抢住季节，搞好春耕备耕，当时叫做“变工组”。这是湘潭县最早建立的互助组之一。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地主富农的破坏，该“变工组”曾三起三落，合了垮，垮了合。
这件事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1953年6月，华国锋第三次来到贺建昌互助组。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6天，察看山水，访问农家，召开了4次座谈会，帮助该组制订生产规划，总结了《不断巩固的贺建昌互助组》《怎样当好一个互助组长》等经验。据贺建昌后来回忆说，这六天，华国锋就吃住在他家里，甚至与他同睡一张床上。一天晚上，因为蚊帐烂了几个窟窿，蚊子钻了进来，扰得华国锋睡不好。作为房东，贺建昌当然心里不好受，就悄悄下床，弄些稀饭和纸，想把蚊帐的窟窿贴起来。没想到华国锋也醒来了，他看贺建昌在贴蚊帐，坐起身来说：“我和你合作。”于是，华国锋在里面扯蚊帐，贺建昌在外面贴纸。贴完后，华国锋还风趣地说：“这下敌人打不进来了。”随后，华国锋又与贺建昌聊了很久，鼓励他作为互助组长要带头干，要大公无私，团结群众，敢于斗争。
1953年冬，该组发展到15户，其中中农3户，共90人，有水田128亩，耕牛4条，农具齐全，并有1000万元（旧币）积累，后成为全县第一批转为初级农业合作社的互助组。
“华国锋无论是下乡来回的路途，还是早晚或是饭后的散步，他的目光也从未离开过人民，他满心的人民，满眼的群众。”赵云球还告诉我说。
1951年7月的一天清早，华国锋和警卫员裴红明又像往常那样在湘江边散步。
“哇哇，哇哇……”嘶声竭力的孩子的哭声，隐约地飘进了华国锋的耳朵。此时他与裴红明已经走过了位于湘江边的县人民医院大门。
“小裴，好像有孩子的哭声。”华国锋停住了脚步。
裴红明也认真聆听起来，然后大声说：“是的，是的。我也听到小孩的哭声了。”
顺着哭声，华国锋扭头回望，目光停留在了县人民医院门口大槽门边的一只箩筐上。
“箩筐！”华国锋指着说。随后，他们两人跑回到县人民医院门口。果不其然，箩筐里躺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
“政委，你看，有张纸条。”裴红明从孩子衣服里翻出一张纸条。
华国锋打开一看，上面仅仅写明孩子的出生年月：1949年7月。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
“政委，怎么办？”裴红明望着华国锋问。
华国锋望了望周围，清晨还宁静得出奇，更不要说有什么过路人了。
他说：“肯定是孩子的父母有意把孩子抛弃的。先抱回招待所吧！”
回到招待所认真一检查，华国锋发现，孩子是个女婴，双目失明。难怪她的父母那么狠心把她给扔了。
“刘大嫂，这个孩子先放在你这儿带一带，一定要多给她补充营养。”华国锋对招待所的刘秀英说。刘秀英，湘乡人，1918年出生，六年前丈夫去世，仅与年幼的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解放前，她在救济院保育所工作，解放后，她来到了县招待所工作。
“华政委，您放心，我会把孩子照顾好的。”刘秀英看着可爱又可怜的孩子，心痛地说。
华国锋笑了，他知道，刘秀英一直从事保育工作，经验丰富，更为可贵的是，她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交给她，准保险。
被抛弃的这个孩子，虽说可怜与不幸，但她生命中另一扇温馨的门已经向她打开了。
没多久，华国锋和妻子韩芝俊商量，干脆把孩子带回家养。当时他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已经够忙够乱的了，但华国锋和韩芝俊不仅不嫌弃，还十分喜爱这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交由保姆一起带。他们教孩子叫华国锋为“华伯伯”，叫韩芝俊为“韩妈妈”。孩子的眼虽然看不到，但小嘴甜蜜蜜的，一天到晚“华伯伯”、“韩妈妈”的，把华国锋和韩芝俊叫得哈哈大笑，心里甜滋滋的。有时华国锋抱着孩子，叫她摸自己，知道他是什么模样。小孩笨拙而又本真的说：“华伯伯，你好高、好大、好胖的！”也正是华国锋的博爱之心，注定这个可怜孩子以后的人生并不会孤单。
这年的10月和12月，类似如此的现象先后发生。
10月的一天，华国锋和机关干部一起到百花剧院看戏，经过剧院前面的坪时，他看到一个瘦得皮包骨、穿得跟破破烂烂的小女孩在哭。一打听，原来小女孩已经8岁，因为父母都死在了日本鬼子枪下，她一直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华国锋思索了一下，对裴红明说：“你先把孩子带回招待所，让刘大嫂暂时带着。”
12月的一天傍晚，华国锋和裴红明散步经县城一条街道的一家茶馆时，看到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华国锋哪能视而不见，他走上前去问孩子。孩子告诉他，她本来有父母，后来父母把她送给了别人，由于得了肝疾，把眼睛给病瞎了，于是养父母把她丢了，她就流浪街头。于是，这个六七岁的女孩也走进了县委招待所。
三个女孩，一个八九岁、一个七八岁、一个两岁多，都放在华国锋家养显然不太现实。华国锋跟县委办的同事商量说，我们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帮助这些穷苦人，摆脱困境，过上幸福生活的。我建议，由县委招待所负责照护这三个孩子，抚养的钱我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也欢迎机关干部爱心捐助。
就这样，三个女孩一齐送到了县招待所，并安排刘秀英具体负责照看。
“我是喝苦水长大的，解放前做过女工、讨过饭，什么罪我都受过。领导交给我这个任务，没说的，就当我多生了三个孩子。”刘秀英表态说。
一天，县委开会，开会间隙，聊天时，不知谁把话题引到了华国锋收养的三个孤儿来。
“三个孩子都不知道姓什么，以后上学参加工作，总得有个名字吧！”“华政委，这三个孩子都是你在路上捡的，你又亲自在培养，干脆跟你姓算了。”
华国锋一想，大家伙说得在理，就跟我姓吧，但孩子们总还得有个名啊！
“还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好啊！这样吧，老大是在百花剧院的前坪里捡的，就叫华平吧！老二是在茶馆前捡的，做人要低调，如同清茶一杯嘛，就叫华清吧！老幺是在湘江边捡的，干脆就叫华湘吧！大家看行不行？”华国锋思索了一下说。
“好！起得好！每一个名字都有典故。”
于是，三“姐妹”从此有了温暖的家，有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有了依靠和归宿。
而后，华国锋工余时间，或是到招待所开会，总是抽空来看望这几个小孩；会议中途休息的几分钟，也要来看看孩子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有时在招待所用餐，华国锋还端着饭碗来到孩子们面前，把好菜从自己的饭碗里夹出来，分给孩子们吃，让她们也打打牙祭。有时，华国锋还会教她们唱歌。当时华湘虽然不大，但60年后，她依然能把华国锋教她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背得滚瓜烂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1952年春节，是三“姐妹”获得重生后过上的第一个春节。华政委派人给三“姐妹”送来了节日的礼物----糖果、饼干和橘子，并转告说，因有事外出，不能来和孩子们一起过节。祝三“姐妹”节日愉快。
一天早饭后，刘秀英正在给孩子们梳头，忽然门外传来了亲切的声音。
“刘大嫂在家吗？”是华国锋。
刘秀英一听是华政委，赶紧跑过去开门。“刘大嫂，这几个孩子交给你照顾，能忙得过来吗？”华国锋进门就问。
“全县几十万人的事，你都挂在心上，跟你比起来，谈不上忙啊！”刘秀英笑着说。
看到孩子们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他十分高兴。
“你是姐姐，要爱护和帮助两个小妹妹啊！”华国锋对华平说。
华平点着头。
“华平已经快十岁了，该送她上学读书了。”华国锋对招待所所长说。
华国锋又摸了摸华清、华湘的头，对所长说：“这两个孩子还这幺小，就双目失明，多么可惜，我看你还是安排把她们送到医院去做检查，看能不能恢复视力，把眼睛治好。”
几天后，华平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而华清和华湘两姐妹则住进了县人民医院。医生经过详细检查，认为她们的眼睛是营养不良引起角膜溃疡而失明的。在她们住院期间，华国锋先后两次去看望她们，向医生了解治疗情况。
经过医务人员两个多月的治疗，四岁的华湘的右眼恢复了视力，重见了光明。华湘出院的第三天，华国锋下乡回来，得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马上赶到招待所来看望。华国锋抱起华湘，亲了又亲，看了又看，十分高兴。
令人遗憾的是，八岁的华清，由于眼睛损坏的程度大，先后转到湘潭专区和省人民医院治疗，都没有效果。华国锋多次安慰华清，鼓励她要树立信心同疾病作斗争，并慢慢学会独立生活和工作。
华清也很懂事地对华国锋说：“华伯伯，你放心，我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我的手脚可好着哩，长大了，同样可以做事。”1954年，华国锋调任湘潭地委书记。湘潭地委机关还在湘潭县城，与湘潭县委招待所也相距不远，华国锋同样经常来看望她们，问候她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华湘还清晰地记得，她到和平小学上一年级报到时，就是华国锋牵着她的手去的，帮她报名、交钱，安顿好才把她送回县招待所的。
1959年，已经担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华国锋得知16岁的华清进了湘潭社会福利综合加工厂工作，非常高兴。
这年4月下旬的一天，华国锋利用在湘潭视察工作的机会，专程来到厂里来了解华清的工作情况。当时华清正在车间织罗布，华国锋轻手轻脚地来到机器旁，观察华清操作。
“小华，你还听出我的声音吗？”过了好一会，华国锋还叫华清。
“听得出，您是华伯伯。”华清激动地站了起来。
“你身残志不残，要再接再厉，争当劳动模范，要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华国锋摸着华清的头说。
听说华伯伯来了，十岁的华湘也蹦蹦跳跳来到了厂里。华国锋又摸着她的头说：“你可要长劲读书，长大后向姐姐学习啊！”
三姐妹是华国锋心头肉，即使他后来到了北京，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经常念叨着三姐妹。据说，华国锋离世的前两年，湘潭县老同志去京拜见他时，他还详细询问了养女华湘的情况，并委托他们向华湘问好。三姐妹也没有辜负华伯伯的期望，不仅都成了家，还都在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劳动和工作，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华清后来成了省里的劳动模范，华平到县属农场当上了一名普通工人，华湘初中毕业后，先是奔赴农业第一线，当上了农民，后来又到湘潭市仪表厂当上了一名普通工人，退休后她又回到农村务农。
华国锋更成了三姐妹一生的牵挂！
刘秀英的儿子赵德宁告诉我，以前她们姐妹三人经常来看他的母亲，她们坐在一起谈得最多的就是华国锋，后来他的母亲过世了，她们也就来得少了。前几年，华平和华清也相继过世，只剩下了华湘。
她们是无辜的小草，或被抛弃，或四处流浪，但她们又是幸运的小草，既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也沐浴了温暖的阳光。她们的心中始终充满阳光，始终满怀感恩，而给予她们无限能量的，便是她们的华伯伯。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