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在公审两个多月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宣判。32年前的这场“共和国大审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级别的审判，虽然整个过程中仍有可商榷的诸多情节，但它代表了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状态走向法治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它应验了日本东京新闻在社论中的假设：“如果这次审判成为有助于巩固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的重大试金石，那就会转祸为福。”
四人帮公审大会现场
外媒看公审“四人帮”
“在中国最叫人憎恨的女人，66岁的江身着黑色毛式上衣，戴着一副眼镜，在拍摄电视的灯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她更像是一个严厉的女教师。她穿过听众走到她的被告席上，一副凶相地撅着下巴。
实际上曾同江青一道统治了中国的其他九个被告，拖着脚步走进法庭，脸上显出丧气的样子，他们的举止说明他们已经蹲了长年监牢了。他们同江青站成很长的一排。其中有几个老态龙钟，由身强力壮的带着枪的警卫扶着。”1981年1月25日，在公审两个多月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宣判。32年前的这场“共和国大审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级别的审判，虽然整个过程中仍有可商榷的诸多细节，但它代表了中国走向法治的努力。国外驻华媒体的相关报道，因其视角的独特性，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进行庭审前5天，即1980年11月15日晚，中国外交部向外国驻北京记者公布了起诉书的部分内容。“可以说，这是极为破例的措施，中国公布与审判前国家领导人有关的起诉书的内容，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日本《东京新闻》在报道中说。
中国显然注重国外记者的反应，提前向他们公布起诉书的部分内容。在断断续续长达两个多月的庭审时间内，这些外国记者虽然没能坐在特别法庭的记者席上，亲聆审判，但他们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到庭审过程。
猜测：“政治审判”还是“刑事审判”
“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早在1976年10月6日即被抓捕，此时距毛泽东去世尚不及一个月。江青具有毛泽东夫人身份，而且“四人帮”在毛泽东生前深获重用，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发起的抓捕行动，因此一开始就被外媒赋予“宫廷政变”的意义。而更早些时候即已落马的林彪集团，更代表了曾被写进宪法的“接班人”梯队的覆灭。
用法庭审判而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政治人物，代表了一种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治理思路。日本《读卖新闻》分析称，中国政府公布起诉书内容，是想通过使群众事先了解该集团的罪恶，进而避免被批评为“政治审判”，以此给人造成这次审判是依据法律进行的“刑事审判”的印象。“与此同时，主张对该集团判处重刑的法律专家和领导人的发言也非常突出。也有人推测，公布起诉书可能是出于下述考虑，即一旦被判处重刑，不至于给国民造成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想要避免给外媒造成“政治审判”的印象并不容易。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预料审讯将会延长，一直持续到12月底。“判决是预先决定的，因为不仅报纸，而且党和政府官员也都宣布被告有罪。”
事实上的审讯时间，比《华尔街日报》预估的还要长。但在庭审之前，该报已准确得出判断：“预料被告将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归罪于毛。现领导正在设法避免使这次审讯过分地损伤毛的形象。”
毛泽东的夫人和“接班人”，都变成了“反革命”，想将毛成功切割出去，并让外国人不产生理解上的困惑，显非易事。合众社的报道认为，这次审讯是共产党人于1949年建国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审讯。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据说，把审判林彪、江青集团限制在只追究刑事责任的中国领导机构，准备在预定于明年（1981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十二大事实上在1982年9月召开），对包括评价毛泽东在内的文化革命的思想路线方面进行总清算。在“累累尸骨”面前，党中央究竟将作出什么结论呢？带着这样的悬疑猜测，外媒开始了林彪、江青集团的公审报道。
庭审：“四人帮”暴露出完全分裂的情况
北京市正义路一号被确定为庭审现场。当天下午，“在法庭大厦外边，至少停放了100辆官方小汽车。有几百人聚集在那里看汽车到达。”合众社记者发回的报道称，政府消息今天表明，直至这次极为重要的审讯开始之前一天，江青仍然拒不认罪。
庭审的情况通过电台和为数不多的电视机，传递给了中国公众。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开始的庭审，当晚8时30分电视转播。“当电视上出现审判的情况时，各行各业的工作都停息了。”合众社的报道称。
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坂井在上海锦江饭店一楼大厅发现，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前，聚集了80多人，其中有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饭店的职工和住在这里的外国客人。转播只持续了5分钟。“当上海文革派的头头们王洪文、姚文元和张春桥各被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人们发出吃吃的笑声。这大概是对曾经权势显赫的这些人的末路感到好笑吧。当江青女士出现在屏幕上时，观众情绪达到最高潮，中国观众一起指着画面，发出‘啊’的惊奇声音。真没有想到，人们对囚犯江青昂首挺胸走到被告席上，竟如此吃惊和愤怒。几位上了年纪的干部模样的中国人一边悄悄地交流，一边深有感慨地注视着荧光屏。”
第二天晚上的庭审转播，依然是外媒和中国观众的视觉盛宴，而且比第一天详尽了很多，时间长达一个小时。“江青在距电视弧光灯仅几英尺的地方显出的胆怯和迟疑不决的神情，与她昨天傲慢地抱着蔑视态度进入法庭的神态形成鲜明对照。”路透社的报道还注意到，毛的前政治秘书陈伯达进入法庭的形象是“很可怜的”，他是坐着推车离开法庭的。
庭审实况不仅在国内放送，一个小插曲是，在免费向国际转播两次审讯内容之后，中国“出于商业考虑”改变了做法。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得北美的独家发行权，售价为40000美元。日本一家电视台获得在日发行权。
在庭审进入一周之后，日本《东京新闻》报道称，从被告们的态度来看，迄今基本上分三个类型：积极合作型（王洪文、吴法宪等被告）、自我辩护型（姚文元被告）、拒绝回答型（江青、张春桥被告）。
过去炫耀团结的“四人帮”已暴露出完全分裂的情况，但看来这不是突发的事件，而是法庭通过预审已充分掌握了的事情。
评价：“首次选择合法途径庭审失败者”
外媒对林彪、江青集团审判的评价，比国内来得更为复杂多元。哈佛大学法学院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他是马英九的博士导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它正在努力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一项政治案件。在过去，中国领导人倒台后所遭到的命运是：不经审讯就被秘密流放，被折磨致死，也有的自杀。”孔杰荣在作出肯定评价后，又批评了中国律师的表现：“律师的作用仍受很大约束。其实，今年在中国亲眼见过审判的外国人说，中国律师仍把自己的作用局限在要求给予宽大处理方面，他们不向国家办理的案件提出异议，不盘问起诉证人或请自己的证人。在中国同在日本一样，人们认为，凡最后受审的人大概都是有罪的。”
另一位哈佛大学中国法律问题专家杰罗姆·艾伦·科恩，则对美联社表示，对“四人帮”的审判是“政治上的胜利者在对政治上的失败者进行审判”。他认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承认了法律的力量，并且已经决定采取搞无政府主义的“四人帮”肯定不会采取的行动。虽然法律程序远没达到民主国家的司法标准，但对中国仍有巨大意义。“这个统治集团在当前时代中，首次选择通过合法途径来对失败者运用法庭审判。”
承认进步的评价中，也夹杂着“有罪推定”、“未审先判”等负面批评。但外媒并没回避中国政府的辩解。“人们显然对被告怀着满腔仇恨，部分是因为人们的个人经历，部分是因为官方宣传机构的批判运动。”合众社的报道称，政府授意展开的批判“四人帮”的运动，在全国各地报刊和广播中正方兴未艾。共产党持乐观态度，认为审讯“四人帮”标志着一个民主和法治的新时代的开端，并否认了关于法庭不按法律程序办事以及对罪行未审先判的说法。
政论家梁厚甫在香港明报刊发题为《美国人看审四人帮》的文章，结尾总结说：“案件一经开审，美国人就感觉到，如眼前一剂清凉散，前疑尽解。”这当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整体上，说外媒对审判所预示的前景抱持乐观态度，庶几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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