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下台前露出六大“死相”的根本是什么?如果他能摆正重庆与中央的关系,摆正自己与中央的关系,心中没有半点“杂念”,怎么可能会露出“死相”?怎么可能会在今天站在审判席上?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走过封建制,为君王一人之愚忠虽已成过去时,但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为官者不生私念、不谋私利、不专私权,仍是岿然不动之时代主流。因为不是论经济建设、政治制度创新,还是社会繁荣发展,唯有令出一门,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不畏退、不彷徨,方能不偏不倚。(2013,7,25“新华网”《新华网评薄熙来被公诉: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
从一个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工人开始,十年后薄熙来进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办公厅干部,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又一个十年后,薄熙来终于成为大连市市长,因为在大连政绩卓著,终于在政坛声名显赫;于是又有了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商务部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等一路升迁,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十七大召开前,有些人以为在十七届中常委名单中,应该会有薄熙来。或许在薄熙来的心中,原来可能也会作如是想。但理想很丰满,结果太骨感,薄熙来去了重庆。
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在朋友间私下议论时我曾这么说,中央作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能是重庆工作需要,还有一个方面可能就是对他本人的一种考验。但令人失望的是,薄熙来没有经得住考验,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露出了我所认为的至少六大“死相”。
第一大“死相”,是“唱红”唱过了头。为什么我在这里只说“唱红”而不说“打黑”,因为当初的我,根本无法知道后来才曝出来的“打黑”内幕。但对于当时的“唱红”,在有人问我时,我就认为唱过了头,且我认为这是他在利用传统心理“标新立异”。“唱红”唱掉了多少人的多少时间?唱掉了多少钱?唱出了多少形式主义?但这一切还不能算大事,因为后来发生的唱到香港、唱到北京,才让我真正意识到了其中的“醉翁之意”。如果说唱到香港是为了扩大影响,那么唱到北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在对时任中央领导集体的一种试探?这不说明他的“标新立异”,是在剑走偏锋?(当时我并不同意“逼宫”之说)
第二大“死相”,是对《薄熙来之歌》明否暗认。关于这一首歌,虽然曾发生“有记者询问薄熙来是否听说过网友自创的《薄熙来之歌》。薄熙来笑着连连摆手,‘这首歌要删掉’”这样的情节,但当有人问我怎么看此事时,我的回答是好像有点“个人崇拜”的感觉啊。而事实上当时这首歌的“火”,恰恰让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难不成他本人真对这样的事麻木不仁?至于他心中怎么想,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但客观效果就是那样了。
第三大“死相”,是“重庆女子国宾队高清亮相”令人有猫腻之感。记得这组照片在网上亮相时,Q聊时有人问我怎么看?说实话,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不敢直说。只是问朋友,重庆固然需要国宾队,需要那么高调?重庆是首都还是重庆本身?但心里跳出的,却是“吴三桂”三字。我当时的另一个想法是,当我也这么想时,其他人就一定不会如是想?
第四大“死相”,是对王立军的失察。“打黑”让王立军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接下来是什么?是“功高盖主”,“主仆”相残。王立军是薄熙来亲点的,是从辽宁过来的,薄本人对他的品格和性格竟如此不了解?
王立军的成为“导火索”以及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不明摆着?
第五大“死相”,是对薄谷开来管束严重失误。记得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后,曾对薄谷开来赞赏有加,甚至说为了支持他的工作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云云。而在她卷入命案之后,却立图掩盖真相,丧失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和态度。如果他对她管束得当,何来成为另一根“导火索”?
第六大“死相”,在薄瓜瓜问题上完全沉不住气。记得在全国人大重庆代表团接受集体采访时,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在集体采访快结束时,薄熙来总结发言,他甚至主动提及了社会上的一些传言。对于他儿子在国外读书还开法拉利的传言,薄熙来连用两个‘一派胡言’,这也让他‘感到非常气愤’。对于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看完这个报道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看?我的回答很简单,有这个主动解释的必要?为何那么沉不住气?是不是心里有很不踏实的事?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
薄熙来下台前露出六大“死相”的根本是什么?如果他到重庆之后,完全与党中央保持政治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一心一意为民生建设,一心一意把重庆搞上去,不在“标新立异”上下功夫;如果他到重庆之后,自己立身中正,不贪污受贿,不滥用职权,不搞歪门斜道,不对妻子怂恿无度;如果他能摆正重庆与中央的关系,摆正自己与中央的关系,心中没有半点“杂念”,怎么可能会露出“死相”?怎么可能会在今天站在审判席上?
事实雄辩地说明,薄熙来是一本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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