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因为鸦片战争而成为英国殖民地，台湾是因为甲午战争而成为了日本殖民地，而国共内战的“悬而未决”和中共建国初期的政治考虑，让台湾、香港、澳门和内地的中国人因而生活在不同的制度和环境里，并长期保持着政治分离的局面。考虑到这样的历史现实，邓小平提出以“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这个极具创意的政治安排，既认识到历史的事实，更承认内地与台、港、澳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形态的差异，成为解决历史困局的良好起点。然而，有创意的构想在实践中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事实也证明如何执行和解读这一构想就不时成为香港回归这十六年的争议。最近，人民日报社下属《环球时报》，将香港民主派有关2017特首普选制度改革的政治建议说成要“暗度陈仓”，“让‘一国两制’靠边站，通过普选让香港的政治独立性更像一个‘国家’”。
《环球时报》的这种污蔑性解读体现了这份报纸对香港问题的肤浅无知，或者就是它那根有“斗争”癖好的政治青筋又开始狂躁抽动。近年香港社会确实出现了一种“港独”的声音，他们认为香港在中共的主权下出现了极大的管治问题，鼓吹港英时期的一些措施，企图变相让香港“独立”。由于这种声音的分贝很高，在社会上俨然成为一种选项。但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极小群体，毫不影响香港的政治生态。因为这个群体不可能是建制派，一些人就无聊地将其归入民主派，这与事实是相悖的。以某些人的“独立”诉求抹黑民主派不但缺乏常识，而且在政治上也极不负责任。就好像薄熙来和刘志军的腐败能够作为中共是一个腐败政党的证据吗？《环球时报》显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环球时报》认为“‘一国两制’当年是同英国斗出来的”，所以它的落实也需要“强硬推行”。这样的立论显然证明它对这个极具创意的构想一知半解，而不仅仅是不懂得如何解释清楚那么简单。“一国两制”不是“同英国斗出来的”，是邓小平认识到香港和台湾的政治现实，以中共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为依据，以解放思想的精神为指引而制定的伟大规划。这是以统一为最高原则以及参考建国初期中共统战思维所取得的成就而形成的务实政策，绝不是什么斗争的实践或阴谋诡计。遗憾的是，一些已习惯了斗争思维的官僚和宣传工具，连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国策之外的另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政治倡议都如此无知，以至于让本是君子的邓小平成为只懂权宜伎俩的小人。
香港的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的主要成员，大都是最早推动香港反殖民地运动的社会积极分子，更是最早支持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爱国群体。当不少今天属于建制派的中坚分子当年还鼓吹英国应与中共以治权换主权，企图保留英国在香港的主导地位时，民主派的主要成员就已经立场坚定地支持中国统一。所以，认为民主派对政制改革有不同观点，而这些观点更接近于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无可厚非，但将他们诬蔑为搞“独立”的激进群体，或者以为可以用“爱国爱港”的标准将他们拒之门外，是一些“政治白痴”的臆想，或者企图扭曲“两制”的真谛。
香港今天的政治运动是它当年反殖民地运动 “精神”的延续。当年在香港发生的中文定义为法定语文，钓鱼台反日斗争，以及争取教育权利的“金禧事件”都可以说是这一群社会精英对香港的贡献。在这样的历史轨迹里，香港的社会运动精神将民主选举作为他们追求的政治体制是自然而然的，曾经推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很容易理解。而这种追求不会因为某些人对“一国两制”的教条认识或官僚专制而衰减，如同任何一个年轻奔放的社会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生活过程中都不会轻言放弃一样，更何况他们的梦想在港英时期已经被压抑了很久。
香港政治制度的探索不再是制度之间的孰优孰劣，而是不同生活习惯和政治价值偏好的比较，没有对与错，更与“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没有关系，它是“两制”层面的议题，应该放到“两制”的框架内审视处理，“一国两制”就是因为这样的关注而存在。《环球时报》硬将这种探索诬蔑为民主派“暗度陈仓”，企图在民选行政长官之后“同中央分庭抗礼”，这才是对“一国两制”的否定。这种指责很容易让人误解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中央当年是耍弄阴谋，现在要过桥抽板！
在香港回归之后的十六年中，民主派积极参与香港的建设与发展。但由于“六四”的“积怨”，中共甚至褫夺民主派不少议员返回内地的权利。这究竟是“一国两制”的积极实践还是消极实践？这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政策吗？根据《基本法》的精神和条文，香港的政治制度将是以普及而平等、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为基础。但香港在多次的政治制度调整中，改革的步伐可以说是蜗行牛步、举步维艰。这究竟是香港建制派中的一些“博懵”人士痴迷于免费政治午餐，还是承担香港管治责任的那些中共官员宁左勿右，与这些“博懵”人士形成香港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断延缓改革进程，将香港社会撕裂为两个敌对派系？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中共对香港的领导，而且是香港不断深陷困境的根本原因。
在殖民地时期，官僚和商界一直是香港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共对此应该容易理解。香港回归之后，为了香港的稳定，让资本家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并不违背香港人的利益；但将官商利益重新整合，以香港人的政治前途和社会公平作为贡品，将香港去殖民地化的“革命成果”作为嫁妆，一并送给以建制派为代表的官僚和富商等既得利益者，这不是香港人所理解的“一国两制”，更不是《基本法》的承诺。对于民主派和那些曾经积极推动去殖民地运动的“老革命”或“老社运”来说，让他们哑口接受这样的“出卖”看来并不可能。
自从2010年中央同民主党的政改妥协到今天，香港的政治发展在不断震荡中前进。前有多项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后有唐梁特首大战。本以为梁振英在胜选之后，香港会有些微喘息机会。但梁振英政府和中共并没有适时掌握时机，采取主动，推进香港的政改，民主派不得不提出 “和平占中”作敲门砖，逼迫香港政府和中共对2017特首选举进行严肃和透彻的讨论，抢夺主导权。“和平占中”是温和民主派对香港政府和中共在2017普选制度如何设计缺乏信任的反制，是希望中共不要拖延推动真正普选或继续打压民主派在香港政治中的角色，这样做只会让香港政治无法平稳发展。
由三位“斯文人”提出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是香港中产阶级近年对政治改革的最佳写照。它反映两个想法：一是展现了对政治改革的决心；另外就是要选举制度必须符合民意和公平合理的原则，不能够让“一国两制”继续被保守力量和既得利益者劫持。但对保守的建制派来说，任何制约他们话语权的行动都好像大逆不道，要用各种政治手段抹黑对2017特首选举的理性要求，这种做法对社会和谐不会有所帮助。如果中共能够冷静去认识，不难了解这其实是近年温和民主派受到激进派猛烈抢夺话语权之后，首次重新主导舆论在香港政制改革进程的转折点。如果温和民主派能够成功主导这次政改辩论，让激进力量“靠边站”，这不单是让争论能够最终达成共识的唯一基础，更可能避免香港遭遇另一次政治冲击，避免香港政制原地踏步。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认为中共对香港政制改革的“诚意”不容置疑，但他忽略了问题不是中共或民主派的“诚意”，而是中共如何真正接受民主派从来没有挑战过“一国”，相反，民主派在这一点上更有着光荣的历史。
在认识“两制”的构思时必须注意到言论自由是其精髓之一，将部分民主派批评“一党专政”的口号当作他们在挑战“一国”完全是“张冠李戴”，是“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两制”已经确定香港同中共统治的内地政治文化不同，因此对这种“反党言论”要扣帽子也最多是将香港民主派归入国内的“普世价值”派。这对某些官员来说可能是噪音，但在内地也不构成违法，在两制下的香港就更是较主流的政治观点。所以问题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构成“两制”的真谛。至少在“六四”之后，邓小平依然坚持以“一国两制”来承诺香港的回归，也就是说在“两制”的原则下，不同政治观点可以共存，强求“两制”之间对政治认识的一致并不是“两制”的精神，更非邓小平先生的精神。
《环球时报》的观点反映了中共，至少它的一部分保守力量，对香港政治文化和价值取向的理性认识不足，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理论认识不足，对建制派是否能够恰当地反映香港政治主流思想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和期望，成为今天香港政治混乱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还在争论“一国两制”是什么的根由。当中共质疑民主派是否在谋求独立或是否有外来势力幕后主导时，继续讨论“诚意”已经没有意义。这种质疑显然是对民主派的错误定性和极大偏见的表现，绝对不利于香港的团结和稳定，更不是谈“诚意”的前提。
中共必须直面香港的政治现实和生态，不能够继续做鸵鸟。过去十多年的损耗就是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共官员采取鸵鸟政策的结果。他们对民主派视而不见，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民主派在一段时间之后自动消失。另外，他们以为可以指望建制派鞍前马后尽忠效力，殊不知建制派里的“博懵”族在过去十六年占尽便宜，靠假传圣旨享受政治贪污的分赃，却无法交出一个和谐稳定的香港。对这一群建制派十多年来的供养与骄纵好像还不能够让中共看到现实，认识到这群人是“养唔熟”的。主流建制派在香港政治中确实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必须认识到自我重构的必要性，急需壮士断腕、清理门户，将那些继续“博懵”的政客铲除掉，下决心培育真正爱国爱港的政治文化。为了香港的福祉，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共应该“接受”温和民主派在香港发展的积极角色，让各种政治观点在香港理性共存才能够让香港的“一国两制”真正良性发展，回馈邓小平当年的伟大构思。
我们不妨在这里对“一国两制”的要义重新梳理一下。试想，中共在两岸问题上是如何借用“一国两制”去理解台湾的选举制度？能想象台湾社会接受中共用香港基本法的“提名委员会”来定义对台的“两制”吗？既然如此，香港民主派质疑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方式，特别当中共还没有说清楚这个提名制度如何“民主”之前，难道不合情合理吗？民主派提出要用“国际标准”去设计选举提名方式就被指责为否定基本法，那么用大陆标准来设计是否就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更甚的是将这种讨论解读为违反“一国两制”，甚至上纲到“独立”的地步，能够服众吗？认同一中的台湾政党和人民又会如何理解那些“强词夺理”，会否担忧中共“过桥抽板”，统一或回归后就对承诺任意曲解？看来大家都应该反思邓小平为什么推出“一国两制”，再想想中共为什么对台湾，包括民进党，如此宽容，显然是“一国两制”、“实事求是”和“统战精神”在实践中找到了契合点，成为制度和实践层面的政治指导，保证了在“两制”框架内进行政治讨论又不被意识形态妖魔化的基础。
中共的“底线”就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没有任何其他阴谋诡计，这是张晓明理解中共的“诚意”所在。它的含义在于中共在统一中国的大前提下对历史现实的承认与容忍，而且真心认为台湾和香港人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园。
在国家能够“伟大复兴”的前提下，属于“小地方”的台湾和香港自然而然同意“归顺”到这面大旗之下。但中共也必须看到，如果它自身还需要不断改革，却要“平庸”的香港和台湾民众有极大的政治觉醒，心悦诚服地“臣服”于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是不切实际的。这些“小地方”的人跟中国内地的普通人差不多，他们不明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精神，也不明白“一国两制”具体指什么，只有当他们生活安定、体验到自己受到尊重之后，才会欣然接受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对此，港台人民之间没什么分别，只不过他们的话语和实践形式不一样。这种对历史现实的认识才应该是产生“诚意”的基础。
如果秉持这样的“诚意”，香港温和民主力量提出“和平占中”就没什么可怕，将其说成搅乱香港是言过其实，如此解读也容易被认为是别有用心。根据发起“和平占中”运动的三位主导者解说，就算2014年“七一”真的出现“占中”，那也是在一个公众假期里发生，而且所有参与者都签署了誓章，承诺不会以暴力抗拒警方的拘捕行动。“和平占中”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姿态，是香港的理性民主派希望就政制改革尽他们最后的努力。从近期民意的发展看来，“和平占中”很有机会凝聚支持普选的香港市民，重新团结民主派。它的成功不但不是一次“非理性”的政治规划，更应是一次能够载入史册的社会运动，是“六四”以来，2003年五十万人大游行之后的又一次让香港人感到骄傲的历史政治实践。要知道2012年的超级功能组别选举基本上是一次普选的预演，当时就有超过50%的选民将选票投给温和民主派，加上那些抵制选举的少数激进民主派，选民对香港政改的立场应该显而易见。正如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最近指出的香港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爱港的，这显然应该包括超过半数支持民主派的选民。
温和民主派除了是理性政治的倡议者，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能够巩固的积极力量。中共应该意识到如果依照《环球时报》的分析，选择与温和民主派“斗争”，只会将政治话语权送给激进民主派，这是香港的不幸，更是中共未来的政治烦恼。那些“博懵”建制派可能是唯一从中获利的，他们将因此继续吃免费政治午餐，香港社会也将持续撕裂。中共应该在反思“一国两制”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温和民主派在香港政治光谱中的作用，鼓励他们参与到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中共的意识形态与舆论机器应该在“一国两制”的认识上接受再教育，搭建重新解释“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让中共的治港官员和香港民意重新回归到这种理论的认识上，重构香港政治沟通的互信平台。
政治现实告诉我们，在实行选举制度的民主社会里，选举的结果并非是划分左右，而是区别胜负。一个优良的选举制度决定于它是否能够区分温和、理性与激进政治，是否能够鼓励有益社会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反社会，鼓励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抵抗。良好的政治文化就是不能够一有不同观点就上纲上线，甚至随意将其当作敌我矛盾。选举不应该是意识形态的较量，也不要奢望它是一个寻找真理的过程。选举制度的好处就是以非暴力进行政权的更迭，但坏处却是感性作用容易膨胀，不断逼迫社会在权力追逐与利益分摊层面强行分裂人民，一不小心就让少数激进势力渔翁得利，社会将因而付出代价。因此，要实施有效的选举制度，必须鼓励温和理性的政治文化在社会成为共识，避免让激进民主派和“博懵”建制派坐收“渔翁”之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利。早在中共成立之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已经前仆后继地为此努力。他在今天提出这个说法是因为之前的努力为这个梦构建了牢靠的现实基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些仁人志士在香港这个殖民地上也扮演着积极角色，为实现这个梦付出了代价。他们是今天香港民主派的前辈，他们付出的除了泪，还有汗与血。由于这样的背景，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不仅帮中共找到了符合统一要求，同时也符合现实需要的解决方案，还得到了香港民主派的广泛支持。“一国两制”让他们在兼顾“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同时容纳了他们对两地之间存在极大政治鸿沟的顾虑。如果今天中共的当政者能够继续以邓小平当年的思路看待将要面对的香港政改讨论，就应该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来再次认识“一国两制”，从台湾最终回归中国大怀抱的期许来重新理解“两制”，那么面对香港政制改革的“挑战”就会获得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宽容，找到其积极意义，明白“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只是“两制”的证明，而不是可怕的“动乱”。就好像六四的烛光晚会、七一大游行等，它们都是香港独特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是“两制”在香港很好发展的证据，不单没有改变香港回归十六年的现实，而且以开放多元的政治实践巩固 “一国两制”----这个比法理和政治上更早就统一了中国的伟大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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