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革结束不久，我国政府接受杨振宁曾“两度”提过的建议，经中科院研究后推举钮经义先生作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项目的诺贝尔奖候选人。 20年后，钮经义先生已逝，而当年参与该项目的邹承鲁先生却因搞“反伪打假”一举成名，很快被各路媒体哄炒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不久，又被爆炒为 “两度擦肩而过”。知情者不免质疑：候选人都不是，何谈“擦肩”？又何来“两度”？有好奇者追根寻底后不禁拍案叫绝----原来，所谓“两度擦肩”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造神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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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故，一再康慨激昂地宣称“不能靠媒体炒作搞诺贝尔奖”并以此为借口将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强行打成伪科学的邹承鲁院士，却一直对媒体多年哄炒他本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喧哗之声装聋作哑。邹院士去世前不久，主流媒体央视国际专访邹承鲁，再把新一轮爆炒推向了高潮并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见搜狐网科学频道：《邹承鲁：一个与诺贝尔奖两度擦肩而过的人》）。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40年前，我国倾国力组织了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试验研究”项目。众多科技人员参与了该项目，骨干就有十余位，共分成四个小组，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邹承鲁只是其中拆合组的组长。历尽艰难的最后工作----人工A链与人工B链的全合成实验是由杜雨苍为主完成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国能完成该项目实属不易。因此，热心肠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分别于文革期间和文革后两度三次向我国政府建议该项目申报诺贝尔奖。文革期间国家未同意，文革后国家接受了建议。中科院为此专门开会研究诺奖候选人，最初内部提名8人，第一轮复议缩减为4人（含邹承鲁），最终确定推出并上报的候选人只有1人，即钮经义。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诺奖评委会申请奖项，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次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申请诺贝尔奖，且最终未能获奖。失败原因也并非像传言所说的那样是由于评审不公。
近年来，邹承鲁院士频频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老人家表面上总是一副淡泊名利，谦逊随和之态，但看似漫不经心的对答却始终恪守“六个绝不披露”原则----第一：绝不披露项目的总指挥和技术总负责人都不是他邹承鲁；第二：绝不披露当年参与者众多且分组分工之事（当然也不提自己只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第三：绝不披露其他人的功劳和关键作用；第四：绝不披露最终完成全合成实验的功臣不是他邹承鲁；第五：绝不披露后来推出的唯一诺奖候选人是钮经义而不是他邹承鲁：第六：绝不披露包括多名参与者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不认为该项目有多大意义。
在严格遵循“六不披露”原则的基础上，邹院士又公开向世人撒慌说当时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上报了4个候选人，并暗示人数超限可能是申奖失败之原因。谈及研究过程，能够显示别人关键作用的情节尽被邹老“无意中”做了删除或“模糊化”处理；所有的谈话策略似乎只为达到一个目的----给不知情的人们造成一个假相：邹承鲁才是该项目的核心人物、最大功臣，全面主持了整个研究工作；是最终上报的诺贝尔奖候选人之一，本应获诺贝尔奖……
于是，一个“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当代神话人物，在一罐陈芝麻烂谷子熬出的浆糊中诞生了。
众所周知，尽管每年诺奖得主寥寥无几，但世界各国每年正式向诺奖评委会推荐的各项诺奖候选人多达1000-2000人。显然，其中的绝大多数终将落选。诺贝尔奖诞生百余年来，全球落选的正式候选人总数估计已高达十几万人（其中包括钮经义）。这些人尚未被称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从未作过正式候选人的邹承鲁却被捧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邹老院士何时练成如此“隔洋擦肩”的神功？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擦肩”本已荒唐，“两度”又从何而来？说来更让人捧腹----原来竟是根据杨振宁曾“两度”建议中国政府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项目申报诺贝尔奖的史实，经套用自创的高级推理逻辑，邹承鲁院士导出了自己与诺贝尔奖“两度”擦肩而过的惊人结果。
遗憾的是，当初只有一个杨振宁且只提过“两度”建议，如果有十个杨振宁就此事提过共二十次建议或更多，依次类推，我们的邹老院士就 “二十次甚至上百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了。
由此可见，所谓“邹承鲁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不过是偷梁换柱的文字游戏，一场精心策划的人工造神闹剧。闹剧的编导兼主演正是被尊为“科学界仰望的道德标杆”的反伪打假老英雄邹承鲁本人。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那是媒体炒作，非邹老本意。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无人炒作“正式诺奖候选人”钮经义或功勋卓著的其他参与者，而只有邹承鲁这位一贯自我标榜淡泊名利的“非候选人”被媒体爆炒呢？为什么那些爆炒文章多是对邹院士本人的访谈录呢？为什么“最痛恨弄虚作假”的邹院士本人面对震天价响的爆炒声充耳不闻呢？再说，既然“推举钮经义一人作为诺奖候选人（不管他代表多少人）”是无法篡改的历史事实，邹承鲁为何欺骗世人说最终推举申报了4个人呢？如此公开撒谎用意何在？其中的奥妙不值得玩味吗？
虽然再未搞出过像样的学术成果，但“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邹院士却数十年牢牢占据了“中国生化泰斗”之位。近年来，这位城府深厚又善于利用媒体的资深老院士又通过揭露那些低级造假者的下三烂伎俩，哗众取宠获取了空前的盛名，树立了“学术道德卫士”、“科技反伪斗士”、“正直敢说真话”等光辉形象。又巧借几十年前的那个集体成果，玩弄几乎不露马脚的“高级造假术”反复炫耀个人，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一步步将自己推上了神坛，成为当代炙手可热的“成功人士”。不仅煞有介事地频频接受善良而又天真的人们的顶礼膜拜，更有甚者，还公然利用对文革毫无印象的年轻一代的盲从和某些媒体记者的愚昧，假反伪之名，行霸道之实，为保住自己的虚名和地位，公开指鹿为马排斥打压他人的学术研究，造成及其恶劣的后果。这种在文革和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风云人物”，在文革结束30年后的今天竟被当作国宝供奉，其典型的阶级斗争思维和无视法制和人权的沽名钓誉行为则一直被当作英雄事迹颂扬，这其中暴露的深层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历经政治磨难的中国人的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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