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倒台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荣剑连续发表五篇“回望重庆”系列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薄熙来事件最有深度的评论文章。在薄熙来被宣布提起公诉之际,以飨读者。这五篇文章分别是:《重庆的神化与祛魅》《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强人政治与威权政治》《重庆红色之困》《从“李庄案”到“李庄门”》。
重庆的神化与祛魅----回望重庆之五(2012-05-07)
现在无疑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人们除了能记住那些稍纵即逝的娱乐英雄和被口水泡大的意见领袖之外,大概很难会去崇拜那些看起来声名显赫的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近20年来,每天都占据着电视和报纸头条或头版位置的那些忙碌的政治家们,其实并未给社会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也未获得什么好评。在公众眼里,这是一群穿着相同衣服,讲着一些相同话语,脸上浮现着大致相同表情的特殊人物,他们的权威和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并非相等,他们的真实状态和才情,或许要在若干年后,由那些严肃史家所写的传纪中才得以披露。这可能是后现代解构时代的一个普遍特征:消解宏大叙事,颠覆英雄崇拜,20世纪伟人辈出和强人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重庆风云人物上来下去,似乎印证了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在他主政重庆的这几年里,狂飙突进的施政行为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特别是在民粹和左派的眼里,仿佛毛式领袖再世,“唱红”掀起的红色动员也让人们重温文革场景,政治重现个人色彩,以一个人的名字大致即可概括一条发展路线,一个施政纲领,一个可以想象的前景。这在执政党六十余年的执政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由一方诸侯扮演着一个全局中的主要角色,以一己之力搅动死水微澜的政坛,进而引发一系列现实的和潜在的危机,显示出庸常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变数。这样的事情决不能限于茶余饭后的闲谈,需要冷静反思和理性总结。重庆事变虽由一人主导,看似偶发事件,后果尚难预料,但是应该看到,这绝非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事件,他是在无数人的簇拥下形成了一股现实力量,是左派长期失却公开的政治领袖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折,他的出局显然具有多重意义。司马南对此叹曰:“半壁西南一柱倾,”说的确是实话,整个左派阵营对这个人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而今希望破灭,英雄梦碎,他们自己应该如何总结呢?
重庆事变之后,曾经积极鼓吹“重庆模式”的杨帆教授,是有反省和总结的,他认为是极左势力毁掉了他们自己的英雄,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的一系列吹捧文章,完全是文革腔调,以极左逻辑诠释重庆经验,把重庆领导人视为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头人。这个说法其实是抬高了毛左势力的能量,书记的最终出局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绝非几个文人几篇文章就能坏事。但是,“乌有之乡”的确不遗余力地在进行一个新的造神运动,他们像崇拜毛一样地崇拜这个看起来好像已经不可阻挡的政治明星,有人还谱写出一首《薄熙来之歌》,在网上到处传唱,听到这充满深情的歌声,崇敬和感恩之心会油然而生。对于那个“打黑英雄”,左派也寄予巨大期望,视为正义化身,以致他的“出走”让他们痛心疾首。学者们则以学术的方式表达感情,在对“重庆模式”进行学术论证时,理性难掩激情,字里行间充斥想象和赞美,应有的冷静和客观早已弃之不顾。这些现象在我看来,既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政治文化问题,其实质是以政治迷信和个人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神化政治,”通过各种主动的或自发的造势活动,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对此影响和后果,应当给予足够的估计。
文革结束之后,由执政党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文革形成的原因和毛的政治错误,有过深刻反省和清算。人们普遍认识到,文革的实质是一场现代造神运动,通过大树特树毛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到个人迷信的程度。“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就有一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正是在这种迷信和盲从的政治环境中,党内民主制度根本无从建立,国家法制荡然无存,毛的“圣旨”就是政策,他的一言一行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文革爆发,完全是由毛一己之力策划推动,全党全民均被其绑架,无人能够制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在毛的操控之下奔向深渊,直至其自然死亡,人民方能逃过一劫。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党的领袖人物从政坛进入神坛的现象,起初并没有任何合法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大致是按民主的方式来设计“第一国际”的组织架构,主张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彻底堵塞“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用马克思的话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为防止党的领袖权力膨胀,他们强调“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同上书第30卷,第33页)。在他们看来,党的领袖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给运动以坚定有力符合实际的指导,而领袖的力量在于他们置身于群众之中,不断地从群众的丰富实践中吸取营养,如果他们自吹自擂,狂妄自大,以老爷自居,那么就可能蜕化为运动的废物和绊脚石,最终被群众所抛弃。我在这里引经据典,就是想表明,从后来列宁组党以来的一系列做法,实际上完全背离了马恩的传统,列宁型政党是强调集中制,强调党的纪律,强调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强调领袖的决定作用。这条组织路线到了斯大林那里,进一步被他改造成一整套独裁专制的控制体系,对党内反对派和不同意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同时动员各种手段和方式,大肆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在斯大林晚年,党内到处洋溢着对他的无耻吹捧,赫鲁晓夫就虔诚地称他为父亲和太阳,由此开始了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绵延不断的造神运动。共产党的领袖基本上都是一手抓暴力专制,实行红色恐怖,一手抓个人崇拜,实行愚民政策。到了毛时代,政治造神运动可谓登峰造极,毛被誉为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人民对他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彻底信服。现在看到金三世治下的种种行为,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不觉得荒唐至极的,人民饿着肚子向其高声欢呼,载歌载舞,呈现幸福无比状态,这类顶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癫狂图景,恰是我们昨天的历史,殷鉴不远。
神学政治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有着强大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政治按神学方式运行,不可避免。欧洲中世纪实行政教合一,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帝和教皇的授权,其制度弊端也曾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对神学政治的颠覆,本质上是一场“祛魅化”运动,其核心内容是理性化和世俗化。所谓理性化,就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类,知识就是力量,愚昧是万恶之源,依靠理性的力量彻底祛除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神学枷锁;所谓世俗化,就是以人性的方式来对待人类自己,解放人性,顺从欲望,重视物质要求,按“经济人”原则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发展。理性化和世俗化在制度上的体现,是形成了工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安排,形成了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独立于教会进行知识传播的大学制度,和促使社会思想多元发展的新闻出版制度。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使得政教分离,神学不再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政治人物装神弄鬼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上也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所谓“非毛化”是对毛时代的政治神学的祛魅化。执政党领导全社会,一方面从思想上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初步清算毛的政治错误,把毛从政治神坛上请回地面,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是积极启动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和世俗化进程,按经济规律办事,尊重人性,顺应人民发财致富的欲望,由此形成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推动社会进步。经过三十年改革,经济迅速发展,世俗理性已成主流,毛式的意识形态教条虽然还被供在理论案头,但人民宁愿去庙里给菩萨磕头,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一个虚伪的政治偶像。从思想到制度层面的转变,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正在逐步进入一个全面的祛魅化进程,经济以市场规律运行,人以理性来思考,社会以法律为准绳,国家以宪政民主为架构。当然,这是从趋势上来讲的,现实的中国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不仅执政党存在着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其政治信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失,而且社会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公现象,贫富差距悬殊,公共道德资源几近枯竭。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社会分歧巨大,路径抉择困难。一部分人缅怀毛的时代,把那个时代普遍贫穷的平等视为理想状态,进而把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方案。向左转,已经不单是意识形态诉求,也是制度诉求和利益诉求。在此背景下,“重庆模式”应运而生,目标明确,直接诉诸左派和民粹,诉诸政府主导,诉诸红色意识形态,诉诸超越法律的专政手段,以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这些“非同寻常之举”,力图“成后来居上之势”。“重庆模式”偏于中国西南一隅,影响遍及全国,支持的声音除了来自于执政党内部和学界新左派之外,在民间也有相当大的回响,尤其是在民粹毛左阵营中,更是引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如果说,党内老左是以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为尺度来认可“重庆模式”,学界新左是以西方左翼思想资源为武器来确证“重庆模式“的合法性,那么,民粹毛左则是以文革遗留下来的“神化政治”的那套做法,全面神化“重庆模式”,不仅将其领导人和执行者视为毛泽东那样的英雄,而且将重庆实行的各项政策看作是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举措。在他们眼里,重庆红旗招展,红歌嘹亮,政顺人和,万象更新,一片社会主义大好景象,无疑是毛所开创的理想世界的再现。张宏良就兴奋地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把毛泽东思想重新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阻挡。”司马南也认为,“重庆的做法是恢复了社会主义的道统,马克思主义重庆化和恢复社会主义道统,两个说法加起来要恢复默认值,我们的默认值就是社会主义。”在司马南看来,这个社会主义的道统在文革后被改革强行中断,现在只有在重庆和朝鲜得到了恢复与延续。
在毛左的理论仓库中,是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包括新左从西方左翼引进的那些高深的学术,他们只满足于“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推崇毛在文革期间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此从不掩饰他们自己的文革立场和造反派传统。张宏良在重庆事变之后公开宣扬:“文革这个大棒之所以能够一棒便置重庆改良运动于死地,一是文革能够唤醒官僚集团共同的阶级意识;二是对文革的妖魔化会使官场之人避之惟恐不及;三是最为重要的,文革后对造反派的镇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清算和政治镇压,具有极大的政治震慑作用。”正是从文革逻辑和文革思维出发,毛左控制的“乌有之乡”居然公开把打到“四人帮”说成是一场“硬性政变”,把小平南巡讲话说成是一个“软性政变”,而这一回孔庆东也同样提出了他的“政变”说,在一个视屏节目中公开把中央免薄说成是“反革命政变”。如此胆大妄为,走火入魔,有恃无恐,凭借的是何种法术?依靠的是哪尊高神?
很显然,毛左依靠的就是毛,施行的法术就是“神化政治”那一套。他们公开以“毛派共产党人”自居,全面攻击执政党改革开放路线,诋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深情赞美朝鲜式社会主义和金氏世袭政权,要求重新回到文革时代,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派的这些政治主张,不仅和社会主流民意为敌,而且也根本违背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地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邓小平在反思毛泽东的错误时也说过:“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执政党的决议和邓的讲话,是执政党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础,是执政党在新时期重铸合法性的基础,但这居然不能有效制止毛左势力的蔓延,让它们在近十年内肆无忌惮地发表各种复辟文革言论,公然以文革路线挑战改革路线,以极左理论挑战执政党现行的指导思想,以毛式社会主义挑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奇怪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和执政党没有彻底清算毛的错误有关,1981年的“非毛化”运动不彻底,为毛的思想留下了很大余地,继续将其置于执政党意识形态法统之中,以致在近十年中,党内左派和民间毛左势力形成暧昧关系,互送秋波,互相利用,互为犄角,条件成熟时,必然同流合污。“重庆模式”大张旗鼓的登场,对毛左势力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机遇。原来他们只限于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几个网站,在社会主流层面上一直声名狼藉,正经的人没把他们当一回事,缺乏制度整合和经济资源也对他们扩散影响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重庆模式”开张,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制度整合的机会来了,先是新左派的人去重庆当官讲学,接下来就可能轮到毛左,网上就有传言,张宏良等人已经开始做上省部大员的好梦了。有了制度整合,开发经济资源就不成问题,拿到了钱,说话的动力会更大,随声附和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多,影响自然越来越大。因此,毛左抓住时机,不遗余力,全体总动员,掀起了宣传“重庆模式”的大高潮。那段时间,“乌有之乡”网站上,首页基本上都是重庆的人和事,对重庆的一系列做法,热情歌颂,全面神化。把重庆的民生经济视为解民于倒悬的重大经济转折,把“唱红”视为人民重返毛时代的重要举措,把“打黑”视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措施。而毛左神化重庆的核心,则是重树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大旗,不仅像歌颂毛那样的歌颂重庆书记,把他看作是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坚定无畏的领导者,而且对那个头戴“重庆卫士”的公安局长也给予了至高评价,把他描绘成一个除暴安良的英雄,一个所向无敌的象征。这两个权力和暴力的拥有者,在毛左们看来,恰是毛派共产党人实现权力更替完成路径转换的最有力的保证。他们深信列宁同志的格言: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毛左神化重庆的种种言行及其影响,其实并不限于民间民粹和“乌有之乡”这些范围,在执政党内部,在学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阿谀之声和变相的“劝进”之声。
用来歌颂斯大林、毛和金氏家族的那些热的发烫的词,比如他们最喜欢听到的“太阳”,现在可能是说不出口了,但掩藏在那些学术名词和意识形态话语下面的歌功颂德,则依然清晰可见。这些直接受惠于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层官员和专家学者,在高调赞扬重庆经验和相关人物时,不仅彻底丢弃了执政党最起码的政治伦理和学者的应有学术道德,而且也彻底丢弃了社会的基本正义和做人底线,他们所占的位置和冠冕堂皇的言论,表明他们不过是“乌有之乡”的升级版。在文革已经被执行理论死刑的三十年之后,在改革开放事业也已经深入人心地进行了三十年之后,为何文革话语还会死灰复燃?为何毛的极左思想还会被人一再招魂?为何政治迷信愚弄百姓的神学伎俩还会不断重演?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为此,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实质是个人专制,是大权独揽,是家长制,是权力崇拜。毛的权力无限,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是因为拥有了不可限制的权力,才会导致对他无以复加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人们只能服从和盲从,否则,只有身败名裂。重庆最高执政者,在重庆这个地盘内,显然也是拥有无上权力,党委一班人都是他的摆设和陪衬,他的所有指令必须无条件执行,他的人事安排根本不需经过任何党内法定程序,他的一言一行是“重庆模式”赖以进行的依据。学者们把这种个人专制和个人独断的现象称之为“政治强人”,以同情理解的立场指望他推行符合中国社会转型趋势的政策,现在看来都是一厢情愿。他是渴望获得毛那样的政治权威,蓄意诉诸民粹,鼓励和纵容毛左势力的神化运动,推行国家主义的极端政策,企图通过这些方式,为问鼎高位造成势在必行的态势。“重庆模式”之所以最终破产,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独断专行,无所约束,无所畏惧。不受制度和法律约束的权力行为,最后必定导致权力腐败和权力失控。
2、政治迷信和权力崇拜,必定是和愚民政策联系在一起,把欺骗民意愚弄百姓作为主要手段,把民智未开不明真相的人群作为其社会基础。许多人都引用过林肯的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人民的奴性和愚昧,是个人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前提。在毛时代,愚民政策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教育和世界观改造等方式来进行,通过洗脑让人民安于贫困,满足现状,认可现行统治,正如我们现在在朝鲜看到的那样。而在重庆新政中,传统的愚民手段已经失效,赢得民意支持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调整,利用地方政府的巨量投资和工程来发展“共富”和民生经济,迅速改变重庆落后面貌,以此赢得民意,赢得口碑。同时,用“唱红”进一步凝聚人心,培养归顺,实行思想一律,认同重庆式治理。据说“唱红”最红火时,都唱到了监狱和精神病院,让犯人和精神病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个传说无法证实,也许是个反讽,但重庆卫视显示出来的宏大的“唱红”场面,其讽刺意义绝不亚于精神病患者的不正常行为。重庆卫视最后消灭广告,办成红色卫视,致力于让重庆百姓每天都沉浸在革命理想之中,这绝非是开启民智,而是新的愚民行为。当重庆的民生经济最后不堪承受其巨大债务而崩溃时,相信那些至今还沉迷于民生经济一时效果的人们,会彻底醒悟。
3、个人高度垄断公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为所欲为,绝非是个人行为,而是制度现象。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过的,毛的错误有他个人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搞家长制,对此,邓坦诚“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答法拉奇问)这是执政党的领袖迄今为止所能做到的最深刻的自我反省,无异于以前皇帝的“罪己诏”。
这次总结“重庆模式”及其相关人物的经验教训,必须审视制度弊端,剖析权力腐败和权力失控的制度原因。从“重庆模式”启动以来,随着其日趋暴露出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打黑”过程中发生诸多公权力严重违法事件,社会各界有良知的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对此予以批评、质疑、劝告或提醒,希望那些非法和反常的权力行为提前中止,悬崖勒马,但是,这些善意言行均无济于事。相反,执政党内的一些高层纷纷前去重庆站台,政法领域的相关领导居然公开赞扬重庆“打黑”是“打的好,打的准,打的狠,打的合法”,司法主管部门居然告诫前去重庆为当事人辩护的律师,在这个时候要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惟独不提讲法律。一些大报为宣传重庆经验,慷慨付出版面,连篇累牍,高谈阔论,实则是混淆视听,误导民众。这种由一个地方大员绑架整个国家机器的现象,或者说,让整个体制所有资源都动员起来为一个人背书的现象,表明这个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当制度丧失了自我纠错和自我修正的能力时,类似重庆事变那样的人和事还会不断出现,最终必将耗尽执政党的所有政治信用和合法性。我的一个有着丰富政治阅历,从执政党开始启动农村改革即已参与核心政策制定的朋友,在阅读了我的四篇“回望重庆”之后,写下了四个字的体会:“反常即妖”。此言极是,一语中的。常理,常识,常态,应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常规,反常者,尤其是身居高位手握大权的反常者,违背规律,违背人性,违背世俗,虽带有自己铸造和众人赋有的各种神圣光环,早晚都会被现实击得粉碎,撒落一地,露出原型。神圣化其实就是妖魔化。
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回望重庆之四(2012-04-28)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
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
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
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
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
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强人政治与威权政治----回望重庆之三(2012-04-13)
重庆事变的最高当事人,在他黯然出局之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中的一个政治强人。他在重庆执政不到一个法定任期,掀起的动静之大,引起的争论之激烈,在执政党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作为一个省一级的地方首长,不仅亲手导演在该地所发生的一系列大胆出格事件,尽显其在该地的绝对权威和铁腕风格,而且似乎也直接影响到中央大员的行程安排。在他的强势行为下,诸多常委和高层官员先后于重庆大剧高潮期间前去捧场,高度认可那些在当时即已引发汹涌物议的非常做法。这样的待遇不是每个省级地方首长都能享受的到,如果不是拥有政治强人品质,谁敢如此高调行事,赢来上下同赞?政治学者萧功秦教授这些年来一直主张新保守主义,去重庆考察后认为“重庆模式”即是新保守主义的现成模式,主要理由就是重庆拥有其他省市所没有的一个政治强人。扬帆教授评价得更具体,称其为“左派叶利钦”,这话没有过多解释。我的理解是,从地方造势到问鼎中央,两人是有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右派叶利钦”获得成功,“左派叶利钦”功亏一篑,原因何在,值得深究。我以前写文章,有过这样的看法:在现有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掌权者,看起来都不强,大多谨小慎微,做事低调,不事张扬;尤其在权力更替换代时,更是信奉韬光养晦,把小媳妇的功课做足再说,难有政治性格鲜明者。在这个大环境下,重庆前书记以强人形象亮相,给人有横空出世的感觉。原来,我是乐意看到中国政坛有这样的变化,并对此给予积极的评价。因为近十年来,改革裹足不前,制度毫无创新,思想死气沉沉,需要有一条鲶鱼放进来,搅动这个沉闷格局,激活地方创新,由此倒逼中央拿出更积极的改革措施。现在看来,这都是书生之见,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善意想象和推测,逐渐暴露出来的真相,揭示出个人专断政治最黑暗和最荒诞的一面。由此引发我思考的是,强人政治和威权政治的相关问题。这个作为中国转型时期冒出来的最后疑似强人,在所谓重庆“新政”之下,一意孤行于极端做法,强势推广国家主义路径;以“唱红”迎合左翼民粹,有意对抗主流民意;以“打黑”挑战法律和道义底线,不惧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然而最终还是现出其色厉内荏本质,无法挽回败局。他的出局给人一个重要启示:所谓政治强人,不合民意和历史潮流者,最后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竖子或匆匆过客而已。
从晚清帝国解体以来,中国的政治运行一直被置于威权化制度之中,而决定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强人的存在,历史舞台上轮番出场的就是三两个枭雄或英雄,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中国现代历史分界的标志是他们之间的兴亡更替,由此谱写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不同历史。毛最终从湖南乡间脱颖而出,成为林彪所言的大英雄,按正统史观,是历史的选择。这么说,无可厚非。中国共产党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领导者没有非凡的能力和坚强的性格,几无成事可能。政治强人是历史锤炼出来的,如孟子所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历练,这其实就是历史选择。毛成开国领袖,历经万难,多有牺牲,绝非一蹴而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既由枪杆子决定,也得到了人民支持,在当时中国可谓众望所归。无以复加的政治军事竞争,勇者胜,智者胜,也算是公平竞选。毛让人服气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乎凭一己之力在极端弱势下胜出,世界史上有过几个这样的英雄?毛作为政治强人,名至实归,无可争议。
毛在登上大位之后的权威之大,无人挑战,在历史上大概也无可比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中国著名的开国大帝或超级君主,在毛眼里,不过是几个略输文才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粗汉而已。这等气概,凡夫俗子怎敢想象?就历史功绩而言,毛能否和这几个大帝相比,恐怕他自己就不敢说大话了,相信史家会有定评。但就个人权威而言,毛所掌控的权力之大应该都在这些帝王之上。不说成吉思汗,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代表的中国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尽管掌握巨大权力,但也不可为所欲为,他们至少把思想建构和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儒者,把国家的治理职权分给了宰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看作是文化专制主义,但儒学自汉代以来被确认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时,皇帝老儿再专横,也不能以帝师形象出现,他还是个被教育者,不管愿不愿意,在庭上还必须听听儒生们的高论,有关权力的法统问题,还必须由儒生来加以阐述。宋代儒者转向谈论心性问题,看似玄虚超越,但立足点依旧基于对皇帝教化,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强调道统对政统的统帅作用。在皇帝独裁制度下,这点思想文化上的有限约束,对于帝国制度的良性运行,维持其必要的正当性,意义重大,不可忽视。但是,到了毛时代,他不仅是政治权威的集大成者,垄断党政军大权,还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和终极阐释者,是思想先知和理论家,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奠基者,是思想正确与否的最后裁决者。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合而为一,政统和道统合而为一,权力和权威可谓登峰造极。到了林彪那里,最终演变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政治专制加上思想迷信,构筑起坚固无比的威权体系,无所不及,深入人的心灵。由毛一人的绝对权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党国制度,被政治学者戴上了不同的帽子,有听上去比较刺耳的,比如极权主义、独裁主义、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也有看上去比较中性的,比如全能主义、威权主义、国家主义。这些不同的政治概念指称的都是同一类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那就是权力高度垄断于一人之手,政治强人决定和支配着整个制度运行,强人政治就是威权政治,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制度的两面。从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史来看,这种依靠政治强人而维系的威权化制度安排,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相反,它差不多占据了世界的半壁江山,不仅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制度都是这种类型,在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及其外围地带,也广泛存在着强人政权、军人政权和独裁政权。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少校或上尉,通过政变转身变为总统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由一人执掌一国命运,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制度选择。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大名鼎鼎的都是一些富有魅力、具有所谓“克里斯玛”型品质的政治强人,比如佛朗哥、纳赛尔、苏加诺、朴正熙、金日成、铁托、吴奈温、庇隆等,这些人在他们的国家,如同毛在中国,都握有巨大权力,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当然,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这种状况,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这里不需要讲出更深的道理,除了“人亡政息”的常例以外,大多数威权国家在经历过强人治理之后,一般都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动地会向宪政民主国家转型,期间尽管有反复有波折,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主动转型,可规避社会动荡,让社会有序进入宪政民主体制;被动或被迫转型,则会引起社会冲突,增加转型成本。前者成功的,有韩国、台湾、东欧、俄罗斯和南美等一系列国家;后者失败的,则有中东部分国家,典型的是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昔日强人,坐享权力几十年,视国家为自家私产,从未想过把权力还给人民,最后在人民起义中,暴死荒野,囚笼受审,身败名裂,悔之晚矣。和世界上其他威权国家的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文革结束后,执政党对毛一人独揽大权的制度弊端还是有过深刻反省,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有过严肃清算。邓小平在1980年写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可以看作是一个改革纲领,该文认识到党和国家的制度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认为“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认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话至今看来仍是一针见血,尖锐无比,大概也只有邓能够说,敢于说。自他以后的任何一个最高领导人,都没有说过比这更重的话,更不必说有革除上述制度弊端的实际行动了。之所以如此,根子或许还是要从政治强人现象上去寻找。
邓在中国政治强人谱系中,毫无疑问地占有重要一席,他取毛而代之,复出后虽位居党内次席,却是他自认和党内公认的执政党第二代领导核心。这种权力格局前所未有,以退居二线的形式实际掌控全局,反映出邓的实用主义极其彻底,他不在乎名分,握有实权即可,这是一个政治家的高明之处。文革之后,中国百废待兴,其中也包括党的制度建设,邓上述文章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如何改?谁来决策?谁来拍板?第一推动力来自何处?在没有制度依据的条件下,惟有通过个人权威行为,用霹雳手段启动改革进程。由邓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应是不二选择。邓对毛的个人专断行为有过深刻批评,自己曾经也深受其害,但邓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弱化老人政治影响和决定最高权力更替过程中,也没有摆脱个人专断行为,他实际上享有了毛才能享有到的最大权威。两者根本区别在于,邓以自己的权威将中国推入到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为执政党确立起改革开放路线,确立起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在1992年,以90高龄南巡讲话,携最后余威,挽狂澜于既倒,将已经偏离航道的中国重新置于正确航向,居功至伟,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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