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讲求礼义谦恭让,现代政府追求社会和谐稳定为要。然而近两个月来,各种形式的争执、打人、杀人、自杀等事件层出不穷,致使中国各地充斥着令人不安的暴戾之气。是什么让原本温顺、善良、逆来顺受,甚至是被批为奴性不改的普通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变狠、变狂、不顾一切和宁愿鱼死网破?中国社会舆论、中共体制内外媒体、各类专家学者态度各异,但更多的观点已经直指这些问题产生的制度和社会根源。
有分析认为,这些不受控制的戾气其实根源于之前以及当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多是底层民众对中国各方面现在的不合理、不公正现象的过激反应。对此,中国政治和社会层面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中共党政中央在坚持严惩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更应和中国社会一道对其发生抱以更为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而将精力更多地集中于建设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团队,及时和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所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以至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才是杜绝这种戾气的治本之策。
戾气或使“中国羊”变“中国狼”
6月7日,福建厦门人陈水总低保申请屡屡失败,火烧公交车致28人死;6月22日,上海人范杰明持枪杀死6人;7月17日,湖南临武城管用秤砣砸死卖西瓜小贩邓正加;同一天,山东一名男子在北京持刀行凶,致两人死亡;7月20日,山东人冀中星自称上访多年未果在北京机场引爆炸弹;7月22日,北京男子在一家超市持刀杀人致一死3伤;7月23日,广西一名男子持刀闯入市计生局砍死2人;7月25日,北京市一名男子与人争执后摔死一名两岁女婴;7月26日,福建1名男子在抵抗城管强拆过程中被打死;同一日,黑龙江一家敬老院老人因怀疑他人偷走自己200元(1元约全0.163美元,下同)纵火烧死11人;7月29日,广东一名男子抢夺菜刀胡乱挥砍路人致3死5伤……自今年入夏以来,中国各地接连发生了多起普通人民杀人事件,除之前较为普遍的城管打死平民事件外,更多的则是民众持刀或持枪杀死他人案例。其作案动机也不一而足,有因为多年积累的沉怨旧恨所引发,也有一些是原先的口角之争或是可以相互容忍的矛盾和问题,在如今却演变为不受控制的杀人行为。
其中,陈水总火烧公交车和多起持刀砍人事件最引起较大的争议。因为这些恶性杀人案中施暴者与受害者都是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且两方基本没有直接关系,完全是施暴者因其他原因而采取随机性无差别攻击方式。另外,北京男子摔死婴儿和老火烧敬老院等事件竟然都是由与路人发生口角和丢失200元等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起。
外界很快注意到这些集中爆发的杀人事件已经不再仅仅是案例,而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现象。许多媒体在报道时,将其归结为“戾气”的增长。“戾气”即暴戾之气,与正气相反,而与邪气相对应。它是指一种比较残忍、狠心,倾向于极端的一种心理或风气。这种比喻和归类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其中一些随意戕害无辜生命的做法无论如何辩解都既违反法律,也违反基本的人伦道德。
此外,还有一些声音惊呼中国人变了。早有清末民初的鲁迅、梁启超,现有柏杨等诸多知识分子都曾痛批普通中国人逆来顺受、软弱可欺的“国民性”。较为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这是铭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劣根性”,是奴性不改。近年来在强拆中屡见的自虐式下跪、跳楼、自焚也不断强化着人们的这种印象。然而,今年夏天发生的这一系列杀人事件却在逐渐颠覆着外界对底层中国人的这种认识。有观点表示,此前曾有比较形象化的比喻称中国人比较类似于食草而温顺的羊。不过今夏发生的这些底层人物杀人事件似乎表明了这些“中国羊”开始向“中国狼”转变。戾气源于社会 还诸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事件的形式和具体原因十分复杂,外界在对其总结时的观点亦难以统一。在陈水总案发后,当地纸媒《厦门日报》即予次日发表文章《如此丧心病狂 全社会必须共诛之》。而在其后一系列事件发生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别用“暴”与“恶”叠累戾气》以摔死婴儿等较为极端的杀人事件为例指出,“这或许是缘于社会矛盾的反复堆叠积压,很多人乐于自称染上所谓‘自卑综合征’。自卑带来病态的自尊,很容易觉得被冒犯,哪怕‘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都会冲冠而怒。”“对每一个公民而言,制度的缺陷与官员的失范、自己的冤屈与他人的堕落,都不是将法律尊严弃若敝屣的理由和借口。”
与党媒的观点和论调不同,体制外的社会舆论虽然也有一些批语的声音,但总体上却抱以更为理解、宽容,甚至是支持叫好的态度。如火烧公交车的陈水总和在机场引爆炸弹的冀中星基本都是被政府和社会所抛弃,生存极为艰难的边缘人,而广西男子闯入计生局砍人也被传是因为自己妻子遭到对方强制引产。而多家党媒对此却少有提及。有比较悲悯的观点指出,这些饱受社会摧残的弱势群体已经不惜以不计后果的毁灭方式宣告自己卑微而不容忽视的存在。
许多观点还认为,冀中星们其实是社会不公的产物,是弱者的无奈反抗,因此,政治和社会的责任大于个人责任。中国民众戾气的增长折射出的是人们的心理变“狠”。而实际上,整个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早已充斥着各种“狠”的现象。这体现在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经济增长方式,到食品生产,到人际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的方方面面。让公务员不交养老金,退休之后领高于企业人员几倍的养老金,这样的制度还是比较“狠”的;官商利益集团在房地产上洗劫屌丝和中产,这也够“狠”;造有毒食品给别人吃,“执法”时打人,性侵幼女,更是透着“狠”劲。另外,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狠还包括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对正义的伤害,对道德底线的突破,对自己人性、生命的不尊重,对他人、社会的恨的大杂烩。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同时还是社会和心理的一种机制。
置身于这样一个变"狠"的社会里,人们要在心理上生存,防御性也越来越强,他们也被动地被培养起这种“狠”的社会性格。当这种性格越来越难以抵制之时,表现在外便呈现出一种破坏性极大的戾气。
中国人变“狠”的另一方面在于部分公民法治观念的缺失,错误地崇尚暴力诉求、迷信原始丛林法则。在现实中,一些人本身就缺少法律观念,在司法遭遇不公、正当的诉求途径被堵塞的情形下,他们常常无视基本的法律条文,在面对执法者执行法律规定时应激性地把报复社会杀人当成惟一的矛盾解决之道。
需尽快拆解不定时炸弹
观察人士指出,在发生个体极端事件后,政府也迅速地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但基本上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杀孩子了,就往学校派警察、保安,对凶手可采取一切手段;奥运会出现过因对社会不满杀害外国人以"制造影响"的案件,世博会就更加加强安保工作等等。实际上,这还是"压力维稳"思路的典型体现,以压制矛盾、不让矛盾爆发为导向,而非努力从源头上解决矛盾。即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注重处置技术而忽略根本原因。
有业内人士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变狠"的趋势,重视源头治理预防要胜过事后处理。道德,政府应当从自身做起,努力建设和实践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限制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努力构建法治社会,维护司法公正。如此也才能在树立自身公信力的基础上,逐步培养起民众的守法、依法理念。然而,这些目标的达到都为时久远,对于解决民间已如燃眉之急的戾气的实际效果也不甚明显。因此,当前亟需和较为可行的方法便是及时解决底层民众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将人们的怨气消解在萌芽状态。近期发生的这些杀人事件中,有较多都是陈年旧怨积累成盲目的、不受控制的仇恨和戾气。而在这些仇恨和戾气爆发之前的多年时间里,中国各级党政司法机构都有责任将其及时解决。而且这也是消解这些问题和怨气的最容易和有效的时机。
为避免更多的定时炸弹的随机性爆发,中共各级党政机关其实是大有可为,也应当积极行动起来。例如,及时解决大量已上访多年的访民所反映的问题,避免并惩治强征强拆行为,规范以至取消备受诟病的城管制度,从严从重反腐和整风恢复民众对执政团队的信任,在乡镇级落实和实践民主选举等。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民众来说,即便自身受到政治和社会的不公,也绝对没有理由和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人人有权生气、愤怒甚至是仇恨,但是也不应当纵容自己戾气的滋长。相反,更应该形成一种改变自身和造成这种不幸的制度根源的正气。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