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行政力量助推的“慈善风暴”席卷了许多地方,逼捐、派捐、以权谋捐的现象时有发生。今年4月,为了割掉这块“肥肉”,云南到北京请专家进行了3次“会诊”。专家表示,当地政府不再具有行政性募捐的权力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专家还爆料,汶川地震760亿元(1美元约合6.131元人民币)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
7月18日,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外界认为,这表示意味着当地政府不再具有行政性募捐的权力。但也有学者,这仅仅是一种先声,距离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年4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民政厅带着相关人员,到北京请专家进行了3次“会诊”。当时,北京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府应该退出募捐市场,不直接参与募捐,各个社会组织募集到的善款也不由政府分配,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之间的公平竞争。
云南此次的改革被媒体评价称,力度可超北京和广东。实际上,在1990年代初,因为独特的自然环境、多民族性以及贫困问题,云南曾被称作社会组织的摇篮。
云南如今也遇到了其他地区一样面临的问题。云南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二处副处长杨武成说,云南一些社会组织存在政社不分的问题,一些研究会、学会就像“二政府”。到了县里,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系统募集的善款,往往会被挪入政府财政预算的盘子里,用来修路。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的团队曾有统计,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地震捐款进了政府财政户头这件事,是对政府公信力和公众爱心的挫伤。而2012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不再指定个别或者少数公益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后,今年芦山地震中,中国大陆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地震发生第一天就获得的捐款数额是红十字会的70多倍,当时媒体评价,官办社会组织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了。
杨武成表示,他目前无法保证底下每个县都会严格按照规定去做,但至少地方官员“没有依据”再刮“慈善风暴”了。“最起码慈善组织不能再以政府名义募集资金,政府也不能发个红头文件,把红会和慈善总会的账号告诉人家了。”
不过,这项改革内容,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来说,相当于动了他们的“心头肉”。
实际上,早在2003年,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政府将减少直接出面组织群众捐款捐物的“集体活动”,避免直接参与募捐。
可如今10年过去了,云南是第一个将这个内容写入政府法规中的。“很多地方提都不敢提,因为会触碰
很多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杨团说。
2004年,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一同被列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写入了中央文件。在杨团的印象中,各地的“慈善风暴”就是从之后开始刮起来的。因为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理解中,慈善成了政府的事,就可以号召捐款给地方政府、或者放在地方慈善总会的户头上,由政府决定公民捐款花在哪里了。最后,慈善变成政府的工具,公众的捐款变成了用来直接补充公共财政不足的“慈善财政”。
2011年,陕西神木就刮起这样一阵“慈善风暴”。 为了筹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三大公益基金,神木县政府成立了8个募集小组,由政府各部门领导牵头,募集范围覆盖公务员系统、煤炭系统和各大企业。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科级干部每人要捐2,000元,募捐晚会上台举起大额捐款牌的“煤老板”几乎都僵着脸。
“政府背景”不仅仅意味着地位,还有权力。中国的捐款现在主要来自企业,他们愿意与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打交道,有时背后还存在权钱交易。”徐永光说。在徐永光看来,政府、官办慈善机构、捐款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利益铁三角,而想要突破这种路径依赖非常艰难。
云南民间组织“绿色流域”发起人于晓刚对此也持观望态度。“政府退出之后,我们可以互相竞争,像一个市场那样。但我不觉得政府能够完全退出,其实,只要政府不垄断就好。”于晓刚说
杨团曾经是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秘书长,她批评,现在一些地方慈善机构,成了“政府的收钱口袋”。
对于云南的这次改革,云南省内的社会组织表现得比较冷静。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沈光鑫认为,云南省政府的后退,意味着慈善往前进了一大步。但他同时担心,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果政府还是变相规定款项要通过红会和慈善总会,那就“局限在怪圈里”了。
在何道峰看来,云南目前的改革还仅仅是一种先声,距离落实还有很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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